社会建设研究（第一辑）图书
Social Construction Studies No.1
[内容简介] 《社会建设研究》是由东莞社会建设研究院创办的院刊。本刊坚持理论研究、实践创新、决策咨询并重，致力于办成在国内社会建设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业性学术集刊，搭建一个社会建设学术成果的交流平台，为社会建设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构筑一个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阵地，为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有关社会建设的文献参考。
相关信息
序
理论探讨
从控制到治理：广东社会管理创新与探索
一 从控制到治理：广东推进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的必然性
二 社会管理创新：广东的探索与实践
（一）广州市越秀区：“三个一”社会管理模式
（二）深圳龙岗：“大综管”社会管理模式
（三）中山市：立体化社会工作模式的建构
（四）肇庆公安微博：“社会管理信息化的一场革命”
三 广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实践的几点经验启示
（一）推进社会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
（二）实现社会管理工作信息化是提升社会治理效益的助推器
（三）完善社会救助机制是维护稳定的基础性工作
（四）建立常态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五）发展社会组织，推进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治理要素视阈下的东莞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一 当前东莞城市发展中的社会特点
二 从治理要素分析东莞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治理理念的问题
（二）治理主体的问题
（三）治理客体的问题
（四）治理方式的问题
三 加强与创新东莞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三）创新社会治理机制
（四）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去“房地产化”的思考
一 相关文献回顾
（一）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二）房地产业对中国经济的独特作用
二 中国经济“房地产化”的判断
三 房地产业制约了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房地产业的投资性质
（二）房地产业的技术性质
四 城镇化建设与房地产业的关系
（一）城镇化建设不是增加房地产面积
（二）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五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避免经济“房地产化”
社会质量与社会建设的比较研究*
一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二 数据来源
三 三地社会质量比较
（一）物质生活取向
1.经济保障
2.就业保障与社会保障
3.住房保障与环境保障
（二）规范性取向
1.社会信任
2.身份认同
3.利他主义
4.社会公平认可度
（三）制度性取向
1.社会差距
2.社会歧视
3.社区融合
4.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四）社会主体取向
1.政治参与
2.社团参与
3.社会活动参与和意见表达自由度
四 结论与建议
（一）三地调查反映出的共同问题
（二）对策建议
社会治理视野下群众工作的挑战及其应对
一 应对群众工作不适应环境变化的挑战
怎样解决干部离群众越来越远，做群众工作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会，甚至“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说不到一起去”的不融洽问题？
1.与时俱进地研究具体的变化的人民群众
2.扩大联系群众的范围和视野
3.群众工作要有新思维
二 应对群众工作老大难问题不适合的挑战
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两个群众反映最大的问题？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形式主义的要害是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
1.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成功之道
2.深入到“权力的傲慢”与“民粹主义”两方面深层次问题
3.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决策前置程序
三 应对在不同群体间站位不恰当的挑战
怎样看待今天党各方面资源都更加丰富了，反而感慨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了？进一步明确我们党执政是代表谁、为了谁、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1.将人民群众与权力、权利、资本的关系理清楚
2.不同历史阶段，工作的重点、代表群众利益的着力点不一样
四 应对党群干群关系理念不适宜的挑战
怎样看待共产党离不开人民群众，是目的还是手段？干部权力来源于人民，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
1.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2.身为领导干部不要躲避群众，不要回避问题
五 应对群众工作本末处置不适当的挑战
怎样处理好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为老百姓造福和工作业绩的关系？人民群众应当是信任政府还是监督政府？
1.群众观念实质上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和认识论问题
2.“群众利益无小事”论断体现出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3.正确把握群众工作的辩证关系
农民性别偏好探析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性别偏好的研究进展
三 分析框架
四 案例展示
五 农民性别偏好的作用机制
（一）“场域”与“惯习”的有效连接机制
（二）“惯习”：一种策略性、选择性的实践机制
六 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科层制激励与地方经济转型：以东莞为例*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科层制、激励与经济发展
（一）为何选择东莞？
（二）科层制、官员激励与经济发展
（三）官员绩效、绩效合法性、地方政府能力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四）作为官员激励的GDP
（五）激励与经济发展：一个初步结论
三 东莞经济：从繁荣到转型阵痛
四 激励机制的矛盾与转型升级的迟滞
五 结语
案例分析
东莞利用异地商会优化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管理
一 背景
（一）东莞人口结构特殊性的需要
（二）东莞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需要
（三）异地务工人员融入东莞城市的需要
二 主要创新举措
（一）建立异地商会在莞人员服务站，有效引导异地务工人员的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
1.推出“贴心服务”
2.营造“异地家园”
3.构筑“互助网络”
（二）创新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的运作模式和组织建设，切实保证对异地务工人员的服务质量
（三）建立东莞市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指导服务中心，有效提升服务组织的服务能力
（四）坚持培育发展与规范管理并重的工作原则，确保服务组织既充分发挥作用又不偏离正确方向
（五）加强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的党团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异地务工人员服务组织的领导和带动作用
三 主要成效
（一）利用异地商会资源服务和管理异地务工人员，有效降低社会运行成本，促进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
（二）利用异地商会服务组织的沟通平台，有效拓展服务与管理异地务工人员的载体，协助党委、政府服务与管理广大务工人员
（三）利用异地商会服务组织的“乡贤”凝聚力，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开创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新格局
四 启示
（一）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加强党的建设
（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和监督
（三）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
（四）创新社会管理必须坚持开拓创新，拓展社会管理创新的工具和平台
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成功探索*
一 背景
二 为什么是虎门？
（一）经济总量的“龙头”地位
（二）发展模式的代表性
（三）群众对改革的期待
（四）改革本身的关键意义
三 虎门的改革思路与主要做法
（一）坚持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为交易平台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广泛宣传发动，凝聚干群共识，为交易平台建设和日常交易管理营造良好氛围
（三）重视制度与流程设计，为交易活动的规范运作提供标准化的操作指南
（四）分级管理、分类交易，实现交易平台对各类集体资产交易管理的全覆盖
1.分级管理
2.分类交易
（五）交易平台建设与资产管理相结合，形成了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长效机制
（六）交易过程公开透明、多元主体监督，彰显社会管理“公众参与”的本质要求
四 虎门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农村集体资产收益显著增加
（二）新的交易与管理方式为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开辟了先进产业的进入通道，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
（四）创新了农村管理体制，有利于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五）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改善了干群关系
五 虎门集体资产交易平台改革成功的启示
（一）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
（二）农村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要充分体现“政府负责”
（三）科学合理的流程设计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四）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改革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坚持和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改革发展的不竭动力
六 有待进一步探讨解决的问题
（一）如何防范交易过程中的恶性竞标
（二）如何防范集体资产交易风险
（三）如何处理好集体资产效益最大化与兼顾公益性的关系
（四）如何处理好集体资产交易平台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研究报告
广东社会发展水平在全国的位置研究报告
一 90年代“北京-上海”“广东-浙江”
（一）20世纪90年代广东与浙江各领域得分的差异给广东的启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与源泉
（二）上海从明显落后于北京到1998年超过北京跃居第一给广东的启示——加快社会发展速度必须靠规划、政策和常抓不懈
二 对2001年至200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发展水平
三 2007年广东社会发展与江浙两省的比较分析
四 对策建议
（一）发挥社会学专业人才在广东各个层面的决策咨询中的作用，让各级领导树立“社会发展优先”的理念
（二）重视社会统计工作，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提升社会统计信息对广东科学决策的贡献率
（三）建立一种能够保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投入随广东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长而按适当比例增长的机制，提升广东人的素质
（四）借鉴浙江经验，下大力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和谐广东”创造良好社会条件
三边建构：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新路径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困境
（一）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政府单边推动
（二）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农民工被动回应
（三）原有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的成效与困境分析
三 三边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路径
（一）政府行为的调整
1.原有政策规定的变化
2.入户与入学政策的推行与调整
3.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
4.农民工参与的空间拓展
（二）农民工行为的转变
1.入户与入学的实践
2.农民工的政策回应
3.对认同感与归属感的诉求
（三）社会领域的参与
1.政府提供的空间
2.社会领域的发展与困难
（四）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路径：一种三边建构的形成
四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转变的原因分析
1.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上级政策要求与空间提供
3.地方经济的发展
4.公民社会的成长
五 总结
论东莞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文化
一 东莞社区文化的组成及其特点
（一）从内容上讲，东莞的社区文化可以分为三类
（二）从文化主体和文化形式上讲，东莞的社区文化可分为五类
（三）从以上的大体分类可以看出，东莞的文化社区有八大特点
二 东莞社区文化尚存在“八大问题”
（一）发展不平衡
（二）职责不明确
（三）设施不全
（四）城乡不协调
（五）重形式轻内容
（六）投资渠道单一
（七）居民参与度不够
（八）社区文化人才缺乏
三 东莞社区文化建设要纠正“四个不到位”
（一）对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
（二）对社区文化的特点把握不到位
（三）对现有各种文化资源的利用不到位
（四）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成功社区的先进经验不到位
四 加强东莞社区文化建设 全面提升社会建设水平
（一）全面认识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克服片面的单一的认识
（二）充分认识社区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增强自觉性，克服可有可无的思想
（三）努力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途径，克服知难而退的思想
1.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融合性原则
2.要强化社区文化建设的三种意识
3.要不断探索社区文化建设的途径
实践动态
东莞打造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不断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 紧扣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一个核心”
（一）为加快转型升级提供安定有序的社会稳定条件
（二）为建设幸福东莞构筑坚实有力的社会民生支撑
（三）为实现高水平崛起营造和谐均衡的社会发展环境
二 把握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三大特性”
（一）把握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特殊性
（二）把握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复杂性
（三）把握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艰巨性
三 构建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五大体系”
（一）构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体系
（二）构建社会治理工作统筹联动体系
（三）构建以法律、政策和诚信为内容的社会规范体系
（四）构建新型社会矛盾综合调处体系
（五）构建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融通防控体系
四 实施创新社会管理引领区的“八大工程”
（一）社区综合服务提升工程
（二）社会组织孵化工程
（三）社会群体融合工程
（四）社会治理信息平台打造工程
（五）社会资源整合工程
（六）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工程
（七）虚拟社会监管工程
（八）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工程
《社会建设研究》编辑委员会名单
［1］陈振明，2006，《什么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新华文摘》第3期。
［2］陈振明等，2005，《新时期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新时期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践”课题组研究报告。
［3］邓国胜，2004，《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新环境》》，《学会》第10期。
［4］邓正来，2008，《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5］刘祯晔，2005，《国家的社会化、非政府组织及其理论解释范式》》，《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期。
［6］高成连，2011，《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研讨会综述》》，《社团管理研究》第12期。
［7］郭小刚，2010，《第三届社会组织创新与发展论坛热点述评》》，《社团管理研究》第9期。
［1］崔寅生，2012，《房地产投资挤出效应研究》，河北经贸大学硕士论文。
［2］洪佳娣，2010，《中国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四个直辖市数据》，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3］吕银霞，2009，《论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必然性》》，《资治文摘》（管理版）第1期。
［4］沈悦、刘洪玉，2004，《住宅价格与经济基本面：1995—2002年中国14城市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6期。
［5］宋建军，2009，《房地产行业与经济关系的综合模型分析》》，《广东商学院学报》第2期。
［6］孙秀梅，2012，《浅析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现代经济信息》第20期。
［7］汪凯，2007，《房地产业对经济影响的关联性研究——基于国家经济安全、财富效应和行业带动效应的角度》，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
［8］吴康模，2012，《珠海房地产业与经济发展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9］薛英，2005，《中国房地产周期及与宏观经济间互动关系研究》，天津大学硕士论文。
［10］周诚，1996，《关于房地产价格问题》》，《中国房地信息》第2期。
［11］叶檀，2012，《金星房产本不该进入房地产行业》，http：//news.lefind.com.cn/news.2012-4/282563.html。
［12］Chirinko R.S.，DeHaan L. & Sterken E. 2004. Asset Price Shocks，Real Expenditures，and Financial Structure：A Multi—Country Analysis. De Nederlandsche Bank Working Paper.
［13］Miki Seko. 2003. Housing Prices and Economic Cycle. Paper presented in the “Housing market and the macro-economy”conference，Hong Kong，China.
［1］劳伦·范德蒙森、艾伦·沃克，2011，《社会质量研究的比较视角》，载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林卡、柳晓青、茅慧，2010a，《社会信任和社会质量：浙江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分析与评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3］林卡，2010b，《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
［4］林卡，2011，《社会质量理论的原型及其对亚洲社会的适用性》，载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袁浩、马丹，2011，《社会质量视野下的主观幸福感——基于上海的经验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
［6］武艳华、黄云凌、徐延辉，2013，《城市社会凝聚的测量：深圳社会质量调查数据与分析》，《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
［7］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2012，《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第1期。
［8］Alan Walker. 2008. “The Social Quality Approach-Bridging Asia and Europe，”in the International Nanjing Conference of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Welfare. Nan Jing：Nanjing University.
［9］Beck，W.，van der Maesen，L. and Walker，A.1997.
［10］Beck，W.，et al. 2001.
［11］Berman，Y. & Phillips，D. 2000.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t N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
［12］Wong，Ch.K. 2008. Comparing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Harmony by A Governance Perspective：A Manuscript on Behalf of the Third Asian Conference on Social Quality in Nanjing.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原新，2011，《专家解读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应重点关注人口结构》，http：//www.022net.com/2011/5-21/494064312693317-2.html，2013-12-20。
［2］刘中一，2005，《场域、惯习与农民生育行为》，《社会》第6期。
［3］李银河，2009，《生育与村落文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4］李冬莉，2000，《儒家文化和性别偏好：一个分析框架》，《妇女研究论丛》第4期。
［5］景跃军，1991，《农村生活方式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口学刊》第4期。
［6］〔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2005，《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
［7］董辉，1992，《中国农民家庭功能及成员活动社会化与生育行为的思考》，《社会学研究》第1期。
［8］陈俊杰，1995，《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人口研究》第1期。
［9］陆益龙，2001，《生育兴趣：农民生育心态的再认识》，《人口研究》第2期。
［10］刘中一，2006，《生育性别偏好研究的范式：反观与重构》，《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期。
［11］王文卿、潘绥铭，2005，《男孩偏好的再考察》，《社会学研究》第6期。
［12］〔法〕皮埃尔·布迪厄，2003，《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
［13］〔美〕乔治·瑞泽尔、D.J.古德曼，2004，《现代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4］林易，2009，《布迪厄实践理论述评》，《东方论坛》第5期。
［1］Chang，Tieh-chih. 2004. “Growth，Corruption and State Capacity？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ini-APSA，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Columbia University，April 2004.http：//www.columbia.edu/cu/polisci/pdf-files/apsa_chang.pdf，accessed April 7
［2］Chen，Yu-Fu and Michael Funke. 2009.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No Harm to Employment？”
［3］Cheng，J.Y.S. and P.Y.Zheng. 2001. “Hi-Tech Industr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Development Trends in Industrial Cooperation，”
［4］Clark，Ian. 2005.
［5］Donggu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9.Donggu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8.Beijing：Statistical Publication House.
［6］Duckett，J. and A.Hussain，2008. “Tackling Unemployment in China：State Capacity and Governance Issues，”
［7］Edin，Maria. 2003. “State Capacity and Local Agent Control in China：CCP Cadre Management from a Township Perspective，”
［8］Eng，Teck-Yong. 2009. “Manufacture Upgrade and Interfirm Relationship Development：The Case of Electronics Firm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9］Enright，Michael J.，Edith Scott and Ka-mun Chang eds. 2005.
［10］Evans，Peter B. 1995.
［11］Gereffi，G. 2009.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China and Mexico，”
［12］Lee，Pak Kuen，2000. “Into the Trap of Strengthening State Capacity：China’s Tax Assignment Reform，”
［13］Hu，Angang，1998. “Background to Writing the Report on State Capacity，”
［14］Huang，Yanzhong and Dali Yang. 2002. “Bureaucratic Capacity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
［15］Huang，Yasheng. 2003.
［16］Huang，Yasheng. 2008.
［17］Johnson，Chalmers. 1982.
［18］Johnson，Chalmers，ed. 1994.
［19］Johnston，M.F. 1999. “Beyond Regional Analysis：Manufacturing Zones，Urban Employment and Spatial Inequality in China，”
［20］Kohli，Atul. 2004.
［21］Kawakami，Momoko and Timothy J.Sturgeon eds. 2011.
［22］Kung，James Kai-sing and Chen Shuo. 2011.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23］Lai，Hsien-Che，Chiu Yi-Chia and Leu Horng-Der. 2005. “Innovation Capacity Comparison of Chin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al Clusters：The Case of Shanghai，Kunshan，Shenzhen and Dongguan，”
［24］Lin，George Chusheng. 1997.
［25］Meyer，Susanne，Daniel Schiller and Javier Revilla Diez. 2012. “The Localization of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in the Greater Pearl River Delta，China：Do Global Implants Put Down Local Roots？”
［26］Mann，Michael. 1984.
［27］Naughton，Barry. 1995.
［28］Naughton，Barry. 2007.
［29］Oi，Jean.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30］Oi，Jean. 1995.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31］Oi，Jean. 1999.
［32］Pei，Minxin. 2006.
［33］Pun，Ngai. 2010. “Creating Wealth and Pover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
［34］Pun，Ngai and Chris Smith. 2006. “The Dormitory Labor Regime in China as a Site for Control and Resistance，”
［35］Pun，Ngai and Chris Smith. 2007. “Putting Transnational Labor Process in Its Place：The Dormitory Labor Regim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36］Shambaugh，David. 2008.
［37］Schumpeter，Joseph. 1947（1962）.
［38］Shih，Victor，Wei Shan and Mingxing Liu. 2010. “Gauging the Elite Political Equilibrium in the CCP：a Quantitative Approach using Biographical Data，”
［39］Shirk，Susan L. 1993.
［40］Silberman，Bernard，S. 1993.
［41］Soifer Hillel. 2008. “State Infrastructural Power：Approaches to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42］Sturgeon，Timothy，J. and Momoko Kawakami. 2011. “Global Value Chain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Characteristics，Crisis，and Upgrading Opportunities for Firm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43］Vogel，Erza V. 1991.
［44］Wade，Robert. 1990.
［45］Wang，H.Y.，R.P.Appelbaum，F.Degiuli and N.Lichtenstein. 2009. “China’s New Labor Contract Law：Is China Moving Towards Increased Power for Workers？”
［46］Wang，Shaoguang and Hu An-Gang. 1994.Zhong Guo Guo Jia Neng Li Bao Gao（A Report on China’s State Capacity）.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Chinese series）.
［47］Walder，Andrew.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48］Weber，Max. 1922（1999）.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Politics and the Economy”，in Max Weber（edited by Richard Swedberg），
［49］Whittaker，D.，Tianbiao Zhu，Sturgeon Timothy，Tsai Mon and Okita Toshie. 2010. “Compressed Development，”
［50］Yang，Chun. 2006.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ransition：The Case of Dongguan，”
［51］Yang，Chun. 2007. “Divergent Hybrid Capitalisms in China：Hong Kong and Taiwanese Electronics Clusters in Dongguan，”
［52］Yang，Chun. 2012. “Restructuring the 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China：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Emerging Tension.”
［53］Yang，Dali. 2004.
［54］Yang，Hongxing and Dingxin Zhao. 2013. “Performance Legitimacy and Economic Miracle of China，”
［55］Yeh，Anthony G.O. and Jiang Xu.eds. 2011.
［56］Yeung，Godfrey. 2001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Dongguan Municipality of Southern China，”
［57］Yeung，Godfrey. 2001b.
［58］Yeung，Y.M. and Shen Jianfa eds. 2008.
［59］Zhao，Dingxin. 1994. “Defensive Regime and Modernization，”
［60］Zhao，Dingxin. 2009.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61］Zhou，Li’an. 2007. “A Study of Promotion Competition Amo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
［1］常敏，2012，《异地商会发展及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第2期。
［2］胡昀，2007，《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商会发展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
［3］江华、周莹，2009，《异地商会发展中的制度滞后与政策推进——基于异地温州商会的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4期。
［4］李长文，2008，《异地商会地方治理功能研究述评》，《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5］姚蕙蕙，2007，《商会功能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
［1］陈健秋，2012，《东莞社会管理创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达蕃钦等，2011，《东莞经济社会双转型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
［3］魏礼群，2011，《社会管理创新案例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
［1］蔡禾，2009，《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郭秀云，2008，《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政策路径探析——基于城市人口管理创新视角》，《中州学刊》第4期。
［3］黄锟，2011，《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刘爱玉，2012，《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中国行政管理》第1期。
［5］苏黛瑞，2009，《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王春光、单丽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6］苏昕，2012，《“城市新移民”公民权的缺失及回归探析》，《中国行政管理》第5期。
［7］苏熠慧，2009，《从“失语”到“用脚投票”——农民工阶级认同的建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第4期。
［8］王小章，2010，《走向承认：浙江省城市农民工公民权发展的社会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9］徐增阳，2011，《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获得机制与“同城待遇”——对中山市“积分制”的调查与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5期。
［10］俞可平，2010，《新移民运动、公民身份与制度变迁——对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农民工进城的一种政治学解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11］张雪琴，2011，《当代中国公民身份构建的原则与路径选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12］褚松燕，2007，《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政法论坛》第1期。
［1］傅治平，2005，《和谐社会导论》，人民出版社。
［2］刘建中，2009，《东莞文化建设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3］李毅，2011，《社会学概论》，暨南大学出版社。
［4］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2013，《东莞市情手册（2013）》。
［5］中共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2011，《东莞转型》，人民出版社。
［1］胡锦涛，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本书编写组，20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3］徐建华，2011，《加快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东莞 为实现高水平崛起而努力奋斗——在中国共产党东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4］《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2011年7月14日。
［5］《中共东莞市委 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2012年5月28日。
［6］魏礼群，2011，《社会管理创新案例选编》（上册、中册、下册），人民出版社。
［7］本书编辑组，2011，《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典型实例经验与启示》，人民日报出版社。
［8］毛光烈，2009，《宁波社会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
［9］金雪军、张斌，2011，《社会管理的“浙江创造”》，浙江人民出版社。
［10］方雨辉，2011，《社会管理创新在金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1］刘中起，2011，《转型期群体性社会冲突：特性、动因及其“安全阀”机制研究》，《城市观察》第5期。
［12］关信平，2012，《论我国当前加强和改善社会组织建设的关键环节》，《城市观察》第2期。
［13］林学楷，2012，《广东社会组织现状及发展策略研究》，《城市观察》第2期。
［14］谢宇、谢建社，2012，《政府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研究》，《城市观察》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