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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重要人名和术语索引
序
绪论 学术史回顾与环境史视角
一 西方环境史:“救时史学”与“新史学”
(一)环境危机与“救时史学”
(二)由“救时史学”而“新史学”
二 “环境史概念”的思考
(一)西方的“环境史概念”
(二)“中国版”环境史概念
(三)环境史主要研究问题与研究取向
三 “舶来”与自创:环境史名与实
(一)美国环境史:“名”为自创,“实”为舶来
(二)中国环境史:有实无名与名实俱备
四 明代灾区社会研究与环境史视角
(一)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现状
(二)明代灾区社会研究的环境史视角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目标
(四)重点、难点与主要研究思路
第一章 明朝:“灾区”的王朝
第一节 明代灾区:“前所未有的纪录”
一 灾区:“倒元”的重要力量
二 明代灾区:“前所未有的纪录”
(一)明代灾区次数统计
(二)明代灾区特征
第二节 明人笔下“灾区”景象
一 农民形象与灾民形象
(一)“足食者”与“劳动者”
(二)“饥饿者”与“逃荒者”
二 灾荒景象与灾区景象
(一)前后类似,南北略同
(二)明人视域“灾区”景象
第二章 治世与江南“灾区化”
第一节 明前期江南“灾区化”
一 “灾区化”酝酿阶段
二 局部“灾区化”
三 “灾区化”加剧
第二节 “灾区化”与明太祖的作为
一 “图治”与江南社会经济的脆弱性
(一)“抑南方略”:明初国家战略
(二)重赋与“图治”:洪武时期江南战略定位
(三)重赋、抑富与江南社会经济脆弱性
二 求治心切,尤重“秩序”
三 政治高压与“重赋政策”
第三节 江南“灾区化”生成机制
一 脆弱生态环境与“灾区化”
(一)气候趋冷,江南农业生态环境恶化
(二)人为因素加重江南生态环境脆弱性
二 社会环境恶化与“灾区化”
(一)洪武以来,江南人口不断增加,人多地少矛盾突出
(二)备荒仓储多废弛,民生缺少必要社会保障
(三)吏治腐败加重灾民苦难与灾区混乱
(四)江南“害民”因素不断增多,加重民生苦难
(五)“重赋”成为“成法”,“重赋”而“民穷”
(六)江南赋役繁重而不均,加重小民经济负担,百姓生计维艰
第四节 “灾区化”:变态与常态
一 治水与得人:朝廷之举
(一)相对说来,明政府对江南水利建设还比较重视,朝廷此举,是江南得以保持社会经济生活“常态”的根本保障
(二)选派有能力的官员任职江南,朝廷此举,是江南得以保持社会经济生活“常态”的重要组织保障
二 革弊与兴利:官员作为
三 地方性知识:民众的生存智慧
四 间歇性经济与地域性差异
(一)间歇性灾荒与间歇性经济
(二)经济发展的地域性差异
(三)农业生产环境相对较好,农民勤劳
第五节 “灾区化”与江南模式
一 “英国模式”与“超轻结构”
二 “江南模式”与“灾区化”
第三章 土地开发、灾荒与灾区社会
第一节 土地开发与乡村建设
一 明前期河南土地开发
(一)开发目标:“雍熙之治”
(二)开发战略:“田野辟,户口增”
(三)特殊惠农政策:“永不起科令”
二 社会秩序与制度建设
(一)“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
(二)重视基层社会保障,加强荒政建设
第二节 农民贫穷与乡村“灾祸”
一 贫困与灾荒:开发者家园
(一)洪武、永乐时期,河南农民比较贫困,饥荒频发
(二)洪熙、宣德时期,河南饥民大增,农民贫困问题加剧
二 农民贫困与乡村“人祸”
(一)政治高压与乡村社会“形式化”
(二)赋役繁重,小民抗灾自救能力低下
(三)官员漠视民瘼,加重灾民苦难,加剧灾区问题恶化
(四)荒政建设缺失,加重灾荒破坏力,灾荒连年而民众愈加贫困
(五)正统以降,小农“永不起科田”渐被攘夺
三 农民贫困与乡村天灾
第三节 “民多惰于农事”
一 明前期山东土地开发
二 “惰于农事”与农业致贫
(一)“惰于农事”现象
(二)赋役繁重与农民“惰于农事”
三 环境恶化与地荒人稀
(一)“惰于农事”与饥饿:开发者的遭遇
1.元明之际:地荒人稀
2.明前期:迁民、垦荒与社会经济恢复
3.饥荒:开发者的处境
(二)恶性互动:摆不脱的“循环”
1.莘县民生困局与人口问题
2.“地理耦合”与社会脆弱性——以武城县为个案
第四章 灾民生计与灾区秩序
第一节 机构设置与控制体系
一 救灾制度与救灾机构
二 乡村组织与备荒仓储
(一)里甲制:赋役单位而非救灾组织
(二)备荒仓储:惠民与害民
三 地方官:灾区安危所系
四 富户与灾区秩序
五 天神意志与灾区重建
第二节 灾民生计与社会安危
一 灾民生计及其社会影响
(一)政府经济救助是灾民民生主要来源,是稳定灾区社会秩序、稳定民心的决定性条件
(二)灾区富户助赈钱粮是政府赈济的主要补充,是灾民最为直接有效的生计来源
(三)灾区多为粮食短缺而粮价过高,灾民无法承受,难以苟活,只好外流
(四)灾荒之年,灾民人伦与亲情被饥饿践踏,灾民内心由社会人趋于自然人,社会与制度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越发淡漠
(五)外出谋生是明中后期灾民谋生的主要途径,也是灾区社会组织瓦解的主要途径
(六)劫掠钱粮成为明代部分灾民最具危害性的生计来源,“盗贼”是灾区社会组织秩序最恶劣的破坏者与最危险的分子;“缉盗剿匪”成为灾区社会重建的重要前提,也是灾区民生的必要保障
(七)明代灾区灾时及灾后生产自救,既是灾民最可靠的生计来源,又是灾民主要的经济收入,对于安定灾民民心、稳定社会秩序都非常重要。相对于灾区社会恢复之目的而言,其社会意义实际上大于经济意义
二 灾区自救与灾区社会
(一)重视自救:灾区救灾方向性转变
(二)灾区:国家与社会异势
(三)灾区生产与灾区秩序
第五章 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区域水环境与社会失范
一 水利兴废,地方安危系焉
二 霸州水利兴废故实
(一)霸州水利与水害
(二)水利失修与社会失范
三 河间府环境与“水灾社会”
(一)明初河间府社会建设的效果
(二)灾区化社会:河间府“水灾社会”
第二节 灾荒控制:成化六年京畿之殇
一 京畿饥荒与瘟疫
二 救灾措施与灾区民生
(一)救灾措施
(二)京畿灾区民生
三 “灾荒议政”与灾荒原因
(一)“灾荒议政”
(二)京畿灾荒原因
第三节 万历时期灾区民生
一 万历二十二年河南灾荒
二 钟化民的救灾活动
三 河南灾区民生
(一)灾荒初期,官员应对失措,灾区粮价高涨,饥荒加剧
(二)以食粥度命,以赈银续命,此乃灾区前期基本生活内容
(三)灾民多贫困,疾病瘟疫侵袭,祸不单行
(四)灾民多家室萧条,灾区又生“盗贼”,劫掠焚烧,人心惶惧,民心涣散,生产无以为继
(五)灾区由于备荒仓储荒废,地方社会保障体系缺失;礼乐教化亦废弛,社会秩序混乱
四 钟化民成功救灾的原因
五 备荒与灾区建设
(一)全面备荒与社会建设
(二)侧重农田水利建设,主张推广稻作种植
第六章 “三荒现象”与灾区自然化
第一节 “人荒”与“见在户”社会
一 “人荒现象”
二 “见在户”社会
第二节 “人荒”:两种类型
一 “人荒”两种类型概说
二 山西“生态型”人荒
(一)“生态型”人荒成因
(二)“生态型”人荒现象表现
三 北直隶“地理耦合型”流民
(一)人口迁入与生态恶化
(二)徭役繁重,民生困苦,社会因之动荡
第三节 “三荒现象”及环境机制
一 “三荒现象”的主要特征
(一)灾荒频繁,生态流民“颠踣道路”,“三荒”问题严重
(二)“三荒”经由地域扩张过程,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普遍性特征
二 “三荒现象”的环境机制
(一)农业经济衰落、生态环境脆弱是明中前期北方最为主要的区位特征
(二)脆弱环境与乡村贫困陷入恶性互动,成为“三荒”主要生成机制
第四节 “三荒”问题的历史思考
一 “三荒”问题的主要症结
二 “三荒”问题本质
三 “三荒”加剧南方“灾区化”
第七章 “灾害型社会”与明朝覆亡
第一节 明亡原因诸说
一 清代关于明亡原因检讨
二 当代学者的明亡论析
三 明亡于“成化时代”说
第二节 “萌芽”与“时代”
一 “灾害型社会”与“早期商业化”概念
二 “成化时代”与资本主义萌芽
(一)成化帝与“成化时代”
(二)“资本主义萌芽说”检索
第三节 “成化时代”与“灾害型社会”
一 “前成化时代”:一个过渡期
二 “成化时代”:“灾害型社会”陷阱
(一)成化时期,灾荒问题不再是区域性问题,而是严重的全国性问题
(二)随着农民贫困化及乡村社会脆弱性加剧,灾荒破坏性增强,加之疫病流行威胁*及社会失范效应*,成化中后期,灾荒更加严重,灾区饿殍剧增
三 早期商业化:成化时代另一面
第四节 “成化时代”:否定与被否定
一 救时与“逆时”
二 最高统治者:逆时而为
三 “严复定律”与明朝覆亡
(一)“严复定律”:治乱现象归纳与思考
(二)明朝覆亡与“严复定律”
第八章 应对:情感与方略
第一节 经世情怀与救时主张
一 社会危机与“人心”迷失
(一)贫困化与奢靡化:传统社会危机
(二)人心:“奉意而不奉法”
二 丘濬的经世情怀与“有志用世”
(一)“不可及者三”
(二)“匡时有术无师处”
(三)《大学衍义补》
(四)“可堪临老履危机”
三 救时理念与救荒主张
(一)救时理念
1.“养民”抑或“养己”:丘 的“时代”检讨
2.“为民理财”与“崇教化”:养民思想的核心内容
(二)丘濬救灾主张
四 余论:理念与现实
第二节 “成化时代”与“利玛窦现象”
一 万历以来的“成化时代”
(一)万历以来,明代商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二)万历以来,救时运动兴起
二 利玛窦东来
三 救时之举:“利玛窦现象”
(一)“利玛窦现象”与万历时政
(二)“利玛窦现象”与儒学危机
(三)“利玛窦现象”与救时思潮
结语
一 明代灾区社会之基本认识
二 环境与灾区社会关系的理论思考
(一)历史:人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环境在灾区社会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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