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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2018年第2期总第9期）图书
China Food Safety Management Review (2018 Number 2, Volume 9)
[内容简介] 不断见诸报端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几乎震撼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人们诉求的面孔和眼神中，映射出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意在客观、公正、深刻地反映我国当前食品安全治理的现状与态势，在为学界同人提供珍贵的研究资料的同时，努力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主体无缝合作的食品安全风险共治的理论体系，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
Contents
《中国食品安全治理评论》编委会
食品安全生产与政策评价研究
努力探索新时代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新路径
社会资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与家庭农场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研究*
一 引言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社会资本对家庭农场GCT采纳行为的直接影响
（二）社会资本对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促进家庭农场GCT采纳行为的强化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计量经济模型
（二）变量设置与赋值
1.家庭农场GCT采纳行为
2.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稳定性
3.家庭农场社会资本
4.识别变量
5.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
（四）描述性统计
四 估计结果
（一）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1.社会资本的影响
2.控制变量的影响
（二）家庭农场GCT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
1.社会资本的影响
2.土地经营权稳定性的影响
3.控制变量的影响
（三）社会资本对土地经营权稳定性影响家庭农场GCT采纳行为的强化作用
五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测算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 引言
二 文献综述
（一）农药施用的边际生产率研究
（二）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三 调查方案与样本统计特征分析
（一）农作物的选取
（二）调查区域与调查方法的选择
（三）统计特征分析
1.个体统计特征
2.家庭统计特征
3.受访者水稻种植的投入和产出情况统计特征
4.农户对农药施用的认知
四 农药施用的边际生产率的估计
（一）农药施用的边际生产率模型框架
（二）农药施用的边际生产率回归方程的构建
（三）农药施用的边际生产率的估计
五 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因素的ML-Binary Logit回归
（二）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因素的结果分析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生猪养殖扶持政策满意度与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政策分析*
一 引言
二 理论依据及研究方法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
（二）CSI评价法
（三）测评指标权重的确定
1.形成决策矩阵
2.标准化决策矩阵
3.计算评价指标的熵权
4.指标识别
三 数据来源说明
1.农户的基本情况
2.养殖户对生猪扶持政策的了解度
3.农户了解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的渠道
4.生猪扶持政策受惠度
四 结果分析
（一）满意度分析
（二）四分图模型
（三）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分项政策的聚类分析
（四）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行为选择
五 结论与讨论
食品安全风险感知与消费偏好研究
动物福利、瘦肉精检测、可追溯：消费者真实支付溢价*
一 引言
二 文献综述
三 研究方法与实验设计
（一）属性与层次的设定
（二）实验方法与问卷设计
1.实验方法
2.问卷设计
（三）实验组织与步骤
1.实验组织
2.实验步骤
四 受访者的个体特征、猪肉消费与认知情况
五 模型估计
（一）模型的构建
（二）模型估计结果
1.消费者对不同属性的偏好与分类
2.消费者对各属性层次的支付意愿
六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消费者对食源性疾病风险的认知偏差
一 引言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二）研究假设
三 实验设计、组织实施与样本特征
（一）实验设计
（二）组织实施
（三）受访者特征分析
四 研究框架与结果讨论
（一）锚定效应的研究框架
1.锚定效应指数
2.Wilcoxon秩和检验
（二）结果讨论
1.锚定效应的存在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2.施加干预措施前后受访者的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五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消费者可追溯猪肉购买决策行为中的诱饵效应研究*
一 引言
二 文献综述
三 实验设计与组织实施
（一）可追溯猪肉与价格属性的设置
（二）选择集中可追溯猪肉的属性设计
（三）实验的具体实施
（四）实验参与者样本的统计特征
四 理论基础与计算依据
五 实验结果及分析
（一）实验Ⅰ：普通猪肉外观与价格两个属性的实验
1.实验内容
2.实验结果
3.结果讨论
（二）实验Ⅱ：可追溯猪肉信息与价格两个属性的实验
1.实验内容
2.实验结果
3.结果讨论
（三）实验Ⅲ：可追溯猪肉信息、外观与价格三个属性的实验
1.实验内容
2.实验结果
3.结果讨论
六 主要结论
绿色发展视角下生态农产品消费者偏好的真实选择实验研究*
一 引言
二 调研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真实选择实验设计
（二）结构化问卷设计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三 计量模型
四 结果与讨论
（一）随机参数Logit模型估计结果
（二）支付意愿的估计
（三）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及其支付意愿的变化
（四）消费者环境意识及其支付意愿的变化
五 结论与建议
生鲜电商物流服务的网络口碑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
一 生鲜电商行业发展背景
二 文献回顾
三 模型构建
1.网络口碑信息因素
2.网络口碑可信度
3.网络口碑接收者的特性
4.相互关系
四 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二）问卷设计
（三）数据统计和受访者基本特征
五 问卷实证分析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二）因子分析
（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四）结构方程模型
（五）整体模型结果
六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二）管理启示
（三）研究贡献与展望
食品安全供应链管理研究
考虑农户信任的“公司+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契约选择*
一 引言
二 文献综述
三 问题描述和模型假设
四 模型的构建和求解
（一）集中决策模式
（二）分散决策模式
（三）成本共担契约
（四）收益共享契约
五 数值仿真和结果分析
（1）不同契约下决策变量的变化情况
（2）农户和公司选择契约的单独分析
（3）农户和公司选择契约的合并分析
六 结论
附录
联合定价下果农对合作伙伴的选择与优化*
一 引言
二 问题描述及变量说明
三 模型分析
（一）单个零售商情形
（二）两个零售商情形
（三）两种情形比较分析
四 结语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辨识、异化逻辑及其矫正
一 引言
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辨识
三 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的现象描述
四 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的逻辑
（一）国家制度情境
（二）成员的异质性
（三）文化背景
五 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的矫正
（一）政府层面
（二）法律层面
（三）合作社社员层面
六 研究展望
［1］牛亮云、吴林海：《食品安全监管的公众参与与社会共治》，《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2］吴林海、吕煜昕、李清光、山丽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作用的研究进展》，《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4期。
［3］谢康、肖静华、杨楠堃、刘亚平：《社会震慑信号与价值重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制度分析》，《经济学动态》2015年第10期。
［4］尹世久、李锐、吴林海、陈秀娟：《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Gao，Y.，Zhang，X.，Lu，J. et al.，“Adoption Behavior of Green Control Techniques by Family Farms in China：Evidence from 676 Family Farms in Huang-huai-hai Plain，”
［2］王建强、王强、赵中华：《加快推进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工作的对策建议》，《中国植保导刊》2015年第8期。
［3］Kabir，M.H.，Rainis，R.，“Adoption and Intensity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Vegetable Farming in Bangladesh：An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4］Korir，J.K.，Affognon，H.D.，Ritho，C.N. et al.，“Grower Adoption of a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Package for Management of Mango-infesting Fruit Flies（Diptera：Tephritidae）in Embu，Kenya，”
［5］Rezaei，M.M.，Hayati，D.，Rafiee，Z.，“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to Pistachio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A Case Study in Rafsanjan City，”
［6］Allahyari，M.S.，Damalas，C.A.，Ebadattalab，M.，“Determinants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Adoption for Olive Fruit Fly（Bactroceraoleae）in Roudbar，Iran，”
［7］Kabir，M.H.，Rainis，R.，Azad，Md.J.，“Are Spatial Factors Important in the Adoption of Eco-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Evidence o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
［8］Genius，M.，Koundouri，P.，Nauges，C. et al.，“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 Irrig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Diffusion：Social Learning，Extension Services and Spatial Effects，”
［9］Sharma，R.，Peshin，R.，“Impact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of Vegetables on Pesticide Use in Subtropical Jammu，India，”
［10］Timprasert，S.，Datta，A.，Ranamukhaarachchi，S.L.，“Factors Determining Adop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by Vegetable Growers in Nakhon Ratchasima Province Thailand，”
［11］Bourdieu，P.，
［12］Coleman，J.S.，“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13］Putnam，R.D.，
［14］Ghebru，H.，Holden，S.T.，“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Land Right Certification：A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15］郭铖、魏枫：《社会资本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管理学刊》2015年第6期。
［16］Hunecke，C.，Engler，A.，Jara-Rojas，R. et al.，“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Adoption Decisions：An Application to Irrigation Technology，”
［17］马兴栋、霍学喜：《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影响——以病虫害防治技术为例》，《农业经济与管理》2017年第5期。
［18］蔡键、邵爽、刘文勇：《土地流转与农业机械应用关系研究——基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玉米机械化收割的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16年第12期。
［19］诸培新、苏敏、颜杰：《转入农地经营规模及稳定性对农户化肥投入的影响——以江苏四县（市）水稻生产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0］江激宇、张士云、李博伟：《社会资本、流转契约与土地长期投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3期。
［21］陈浩、王佳：《社会资本能促进土地流转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2］〔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
［23］杨志海：《老龄化、社会网络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来自长江流域六省农户数据的验证》，《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
［24］Gao，Y.，Zhang，X.，Wu，L. et al.，“Resource Basis，Ecosystem and Growth of Grain Family Farm in China：Based on Rough Set Theory and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25］何秀荣：《关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6年第9期。
［26］Micheels，E.T.，Nolan，J.F.，“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ocial Capital on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Innovations：A Canadian Prairie Case Study，”
［27］Paul，J.，Sierra，J.，Causeret，F. et al.，“Factors Affecting the Adoption of Compost Use by Farmers in Small Tropical Caribbean Islands，”
［28］Abdulai，A.，Huffman，W.，“The Adoption and Impact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Technology：An 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Application，”
［29］Margit，P.，Ludwig，T.，“Adoption of Precision Agriculture Technologies by German Crop Farmers，”
［30］Teklewold，H.，Kassie，M.，Shiferaw，B.，“Adoption of Multipl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n Rural Ethiopia，”
［31］Boncinelli，F.，Riccioli，F.，Casini，L.，“Spatial Structure of Organic Viticulture：Evidence from Chianti（Italy），”
［32］应瑞瑶、何在中、周南、张龙耀：《农地确权、产权状态与农业长期投资——基于新一轮确权改革的再检验》，《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3期。
［33］钱龙、钱文荣：《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吗？——基于CFPS的实证检验》，《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34］Miranda，A.，Rabe-Hesketh，S.，“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Endogenous Switching and Sample Selection Models for Binary，Ordinal，and Count Variables，”
［35］仇焕广、刘乐、李登旺、张崇尚：《经营规模、地权稳定性与土地生产率——基于全国4省地块层面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6期。
［36］谢家智、王文涛：《社会结构变迁、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10期。
［37］Wossen，T.，Abdoulaye，T.，Alene，A. et al.，“Impacts of Extension Access and Cooperative Membership 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38］甄江、黄季焜：《乡镇农地经营权流转平台发展趋势及其驱动力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18年第7期。
［39］Supriya，U.，Ram，D.，“Comparative Profile of Adop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on Cabbage and Cauliflower Growers，”
［40］Jensen，L.P.，Picozzi，K.，Costa，M.D.J.D. et al.，“Social Relationships Impact Adop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The Case of Food Crop Varieties in Timor-Leste，”
［41］薛璐云：《农地流转契约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42］高名姿、陈东平：《契约视角下的农地流转供需不匹配——直接识别与经验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年第8期。
［43］储成兵：《农户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的采纳决策和采纳密度研究——基于Double-Hurdle模型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15年第9期。
［44］Awotide，B.A.，Karimov，A.A.，Diagne，A.，“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Commercialization and Smallholder Rice Farmers’ Welfare in Rural Nigeria，”
［45］王雨濛、张效榕、张清勇：《社会关系网络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吗？——基于河北、安徽和山东三省的调查》，《中国土地科学》2018年第1期。
［46］李星光、刘军弟、霍学喜：《农地流转中的正式、非正式契约选择——基于苹果种植户的实证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1期。
［47］Borkhani，F.R.，Rezvanfar，A.，Fami，H.S. et al.，“So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Adoption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Technologies by Paddy Farmers，”
［48］高名姿：《非正式制度和资产专用性约束下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来自农地流出户的初步证据》，《农村经济》2018年第6期。
［49］Gao，Y.，Li，P.，Wu，L. et al.，“Support Policy Preferences of For-profit Pest Control Firms in China，”
［50］洪名勇、龚丽娟、洪霓：《农地流转农户契约选择及机制的实证研究——来自贵州省三个县的经验证据》，《中国土地科学》2016年第3期。
［51］Céline，B.，Colin，J.P.，“Land Certification as a Substitute or Complement to Local Procedures？Securing Rural Land Transactions in the Malagasy Highlands，”
［52］Wuepper，D.，Sauer，J.，“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Farming in Ghana：The Role of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Capital，”
［53］王文涛：《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的社会资本转换与农户收入差距》，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
［54］Xu，Y.，Huang，X.，Bao，H.X. et al.，“Rural Land Rights Reform and Agro-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55］Willy，D.K.，Kuhn，A.，“Technology Adoption under Variable Weather Conditions：The Case of Rain Water Harvesting in Lake Naivasha Basin，Kenya，”
［56］尹世久、高杨、吴林海：《构建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7。
［57］Gautam，S.，Schreinemachers，P.，Uddin，M.N. et al.，“Impact of Training Vegetable Farmers in Bangladesh i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IPM），”
［1］Schreinemachers，P.，Tipraqsa，P.，“Agricultural Pesticides and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High，Middle and Low Income Countries，”
［2］Padgitt，M.，Newton，D.，Penn，R.，Sandretto，C.，“Production Practices for Major Crops in US Agriculture，1990-97，”
［3］刘长江、门万杰、刘彦军、张浩：《农药对土壤的污染及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2年第4期。
［4］米建伟、黄季焜、陈瑞剑等：《风险规避与中国棉农的农药施用行为》，《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7期。
［5］王常伟、顾海英：《市场VS政府，什么力量影响了我国菜农农药用量的选择？》，《管理世界》2013年第11期。
［6］肖军、赵景波：《农药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防治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05年第12期。
［7］Headley，J.C.，“Estimating the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al Pesticides，”
［8］Campbell，H.F.，“Estimating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Agricultural Pesticides，the Case of Tree-Fruit Farms in the Okanagan Valley，”
［9］Fernandez-Cornejo，J.，Jans，S.，Smith，M.，“The Economic Impact of Pesticide Use in U.S.Agricul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6 NAREA Meeting，Atlantic City NJ，1996.
［10］Teague，M.L.，Brorsen，B.W.，“Pesticide Productivity，What Are the Trends？”
［11］Lichtenberg，E.，Zilberman，D.，“The Econometrics of Damage Control，Why Specification Matters，”
［12］Babcock，B.A.，Lichtenberg，E.，Zilberman，D.，“Impact of Damage Control and Quality of Output，Estimating Pest Control Effectiveness，”
［13］Huang，J.，Qiao，F.，Zhang，L.，Rozelle，S.，“Farm Pesticide，Rice Production，and Human Healt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Ottawa，Canada，2000.
［14］Huang，J.，Hu，R.，Rozelle，S.，Qiao，F.，Pray，C.E.，“Transgenic Varieties and Productivity of Smallholder Cotton Farmers in China，”
［15］Jha，R.K.，Regmi，A.P.，“Productivity of Pesticides in Vegetable Farming in Nepal，” SANDEE Working Papers，2009.
［16］龚继红、黄梦思、马玉申、孙剑：《农民背景特征、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农药施用行为的关系》，《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6年第4期。
［17］Abhilash，P.C.，Singh，N.，“Pesticide Use and Application，An Indian Scenario，”
［18］Stadlinger，N.，Mmochi，A.J.，Dobo，S. et al.，“Pesticide Use among Smallholder Rice Farmers in Tanzania，”
［19］Hashemi，S.M.，Hosseini，S.M.，Hashemi，M.K.，“Farmers’ Perceptions of Safe Use of Pesticides，Determinants and Training Needs，”
［20］Boussemart，J.P.，Leleu，H.，Ojo，O.，“Could Society’s Willingness to Reduce Pesticide Use Be Aligned with Farmers’ Economic Self-interest？”
［21］Oskam，A.J.，Van，Z.H.，Thijssen，G.J. et al.，“Pesticide Use and Pesticide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an Economic Analysis of Regulatory Levies in Agriculture，”
［22］Archer，D.W.，Shogren，J.F.，“Risk-indexed Herbicide Taxes to Reduce Ground and Surface Water Pollution，an Integrated Ecological Economics Evaluation，”
［23］Hruska，A.J.，Corriols，M.，“The Impact of Training in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among Nicaraguan Maize Farmers，Increased Net Returns and Reduced Health Risk，”
［24］Arnalds，O.，Barkarson，B.H.，“Soil Erosion and Land Use Policy in Iceland in Relation to Sheep Grazing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25］Nam，C.W.，Parsche，R.，Radulescu，D.M. et al.，“Taxation of Fertilizers，Pesticides and Energy Use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elected EU Countries，”
［26］Goodhue，R.E.，Klonsky，K.，Mohapatra，S.，“Can an Education Program Be a Substitute for a Regulatory Program That Bans Pesticides？Evidence from a Panel Selection Model，”
［27］周洁红：《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396户菜农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11期。
［28］吴林海、侯博、高申荣：《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与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3期。
［29］王建华、马玉婷、王晓莉：《农产品安全生产：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4期。
［30］张云华、马九杰、孔祥智、朱勇：《农户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山西、陕西和山东15县（市）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期。
［31］于红燕、刘世义：《我国水稻产业发展现状、趋势及对策》，《农村经济与科技》2016年第9期。
［32］覃世民：《科学认识并有效应对稻米质量安全问题》，《粮食科技与经济》2014年第4期。
［33］Norwood，F.B.，Marra，M.C.，“Pesticide Productivity，of Bugs and Biases，”
［34］Shankar，B.，Thirtle，C.，“Pesticide Productivity and Transgenic Cotton Technology，the South African Smallholder Case，”
［35］Praneetvatakul，S.，Kuwattanasiri，D.，Waibel，H.，“The Productivity of Pesticide Use in Rice Production of Thailand，a Damage Control Approach，Sustaining Food Security and Manag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Southeast Asia，”
［36］Schroder，D.，Headley，J.C.，Finley，R.M.，“The Contribution of Herbicide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o Corn Production in the Corn Belt Region，1964 to 1979，”
［37］Stifel，D.，Minten，B.，“Isola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38］Talpaz，H.，Borosh，I.，“Strategy for Pesticide Use，Frequency and Applications，”
［39］周曙东、张宗毅：《农户农药施药效率测算、影响因素及其与农药生产率关系研究——对农药损失控制生产函数的改进》，《农业技术经济》2013年第3期。
［40］Damalas，C.A.，Khan，M.，“Pesticide Use in Vegetable Crops in Pakistan，Insights through an Ordered Probit Model，”
［41］Jallow，M.F.，Awadh，D.G.，Albaho，M.S. et al.，“Pesticide Risk Behavior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Pesticide Use among Farmers in Kuwait，”
［42］崔新蕾、蔡银莺、张安录：《农户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的生产意愿及影响因素》，《农村经济》2011年第11期。
［43］朱淀、孔霞、顾建平：《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非理性均衡：来自中国苏南地区农户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8期。
［44］Khan，M.，“Economic Evaluation of Health Cost of Pesticide Use，Willingness to Pay Method，”
［45］Mekonnen，Y.，Agonafir，T.，“Pesticide Sprayer’s 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 of Pesticide Use on Agriculture Farms of Ethiopia，”
［46］王建华、马玉婷、刘茁、山丽杰：《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逻辑及其影响因素》，《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8期。
［47］Plianbangchang，P.，Jetiyanon，K.，Wittaya-Areekul，S.，“Pesticide Use Patterns among Small-scale Farmers，a Case Study from Phitsanulok，Thailand，”
［48］Kahneman，D.，Tversky 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49］张伟、朱玉春：《基于Logistic模型的蔬菜种植户农药安全施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广东农业科学》2013年第4期。
［1］Delgado C.，Rosegrant M.，Steinfeld H. et al.，“Livestock to 2020：The Next Food Revolution，”
［2］曹佳、肖海峰：《农户对当前生猪补贴政策的评价——基于河北、辽宁两省农户调查的分析》，《中国发展观察》2010年第1期。
［3］余建斌：《生猪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完善措施》，《广东农业科学》2013年第15期。
［4］周晶、陈玉萍、丁士军：《“一揽子”补贴政策对中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估计》，《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4期。
［5］张园园、孙世民、彭玉珊：《养猪场户生猪产业扶持政策体系认知度的实证研究》，《农村经济》2014年第4期。
［6］刘丽萍：《从生猪生产扶持政策看我国农业财政支持政策的完善》，《财政监督》2008年第11期。
［7］刘武、杨雪：《论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测量》，《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8］李燕凌、曾福生：《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9］罗文斌、吴次芳、倪尧、杨贤美：《基于农户满意度的土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及区域差异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8期。
［10］张新安、田澎、王爱民、张列平：《CSI理论与实践》，《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6期。
［11］Chachamovich E.，Fleck M.P.，Power M.，“Literacy Affected Ability to Adequately Discriminate among Categories in Multipoint Likert Scales，”
［1］牛瑞燕、孙子龙、李候梅：《动物福利的现状与对策》，《动物医学进展》2006年第2期。
［2］贾自力：《我国猪肉产业存在的动物福利问题及对策》，《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福利与健康养殖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规模化健康与福利养猪高峰学术论坛论文集》，2015。
［3］肖星星：《美国、欧盟动物福利立法的发展及借鉴》，《世界农业》2015年第8期。
［4］曹芳超：《中国动物福利实现机制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5］包军：《中国畜牧业的“动物福利”》，《农学学报》2018年第1期。
［6］汪善锋、邢军、赵勇、陈军：《猪的福利与放牧养猪》，《家畜生态学报》2010年第1期。
［7］尹世久、高杨、吴林海：《构建中国特色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人民出版社，2017。
［8］Lagerkvist C.J.，Berthelsen T.，Sundstr?m K. et al.，“Country of Origin or EU/non-EU Labelling of Beef？Comparing Structural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s for Measurement of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Origin and Extrinsic Quality Cues，”
［9］陈秀娟、秦沙沙、尹世久、吴林海：《基于消费者对产地信息属性偏好的可追溯猪肉供给侧改革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9期。
［10］徐玲玲、李清光、山丽杰：《猪肉可追溯体系建设存在问题与影响因素——基于猪肉供应链的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 4期。
［11］Abidoye B.O.，Harun B.，Lawrence J.D. et al.，“U.S.Consumers’ Valuation of Quality Attributes in Beef Products，”
［12］Du Plessis H.J.，Gerrie E.，“The Significance of Traceability in Consumer Decision Making towards Karoo Lamb，”
［13］朱淀、蔡杰、王红纱：《消费者食品安全信息需求与支付意愿研究——基于可追溯猪肉不同层次安全信息的BDM机制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13年第3期。
［14］Ortega D.L.，Wang H.H.，Widmar O. et al.，“Effects of Media Headlines o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Food Safety，Quality and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15］Samant S.S.，Seo H.S.，“Quality Perception and Acceptability of Chicken Breast Meat Labeled with Sustainability Claims Vary as a Function of Consumers’ Label-understanding Level，”
［16］Yang，Shangho，Monteiro et al.，“Preferences for Meat Labeling in Taiwanese Traditional Markets：What Do Consumers Want，”
［17］Toma L.，Stott A.W.，Revoredo-Giha C. et al.，“Consumers and Animal Welfare：A Comparison between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18］王常伟、顾海英：《动物福利认知与居民食品安全》，《财经研究》2016年第12期。
［19］Gc M.L.L.，Estévezmoreno L.X.，Sepúlveda W.S. et al.，“Mexican Consumer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Farm Animal Welfar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Welfare Friendly Meat Products，”
［20］Clark B.，Stewart G.B.，Panzone L.A. et al.，“Citizens，Consumers and Farm Animal Welfare：A Meta-analysis of Willingness-to-pay Studies，”
［21］Alfnes F.，Guttormsen A.G.，Steine G. et al.，“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Color of Salmon：A Choice Experiment with Real Economic Incentives，”
［22］Grebitus C.，Jensen H.H.，Roosen J. et al.，“Fresh Meat Packaging：Consumer Acceptance of 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 Including Carbon Monoxide，”
［23］Owusu-Sekyere E.，“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Beef Attributes in Ghana，”
［24］Berges M.，Casellas K.，Rodriguez R. et al.，“Willingness to Pay for Quality Attributes of Fresh Beef Implications on the Retail Marketing，”
［25］Dickinson D.L.，Bailey D.V.，“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Willingness to Pay for Red Meat Trace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Canada，the United Kingdom，and Japan，”
［26］Ubilava D.，Foster K.，“Quality Certification vs.Product Traceability：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Informational Attributes of Pork in Georgia，”
［27］Viegas I.，Nunes L.C.，Madureira L. et al.，“Beef Credence Attributes：Implications of Substitution Effects on Consumers’ WTP，”
［28］吴林海、王淑娴、Wuyang Hu：《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属性的偏好和支付意愿：猪肉的案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8期。
［29］Thai N.T.，Pensupar K.，“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s’ Decision to Purchase Vietgap Vegetables in Hanoi，Vietnam，”
［30］应瑞瑶、侯博、陈秀娟、徐玲玲：《消费者对可追溯食品信息属性的支付意愿分析：猪肉的案例》，《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11期。
［31］Lewisk E.，Grebitus C.，Colson G. et al.，“German and British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Beef Labeled with Food Safety Attributes，”
［32］Lai J.，Wang H.H.，Ortega D.L. et al.，“Factoring Chinese Consumers’ Risk Perceptions into Thei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Pork Safety，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and Animal Welfare，”
［33］尹世久：《信息不对称、认证有效性与消费者偏好：以有机食品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4］姜利红、潘迎捷、谢晶、晏绍庆、秦玉清：《基于HACCP的猪肉安全生产可追溯系统溯源信息的确定》，《中国食品学报》2009年第2期。
［35］张可、柴毅、翁道磊、翟茹玲：《猪肉生产加工信息追溯系统的分析和设计》，《农业工程学报》2010年第4期。
［36］吴林海、秦沙沙、朱淀、李清光、Wuyang Hu：《可追溯猪肉原产地属性与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者偏好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5年第6期。
［37］Lusk J.L.，Coble K.H.，“Risk Perceptions，Risk Preference，and Acceptance of Risky Food，”
［38］Yue C.，Tong C.，“Organic or Local？Investigating Consumer Peference for Fresh Produce Using a Choice Experiment with Real Economic Incentives，”
［39］Van Loo E.J.，Caputo V.，Nayga Jr.R.M. et al.，“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Organic Chicken Breast：Evidence from Choice Experiment，”
［40］Gracia A.，Loureiro M.L.，Nayga Jr.R.M.，“Are Valuations from Nonhypothetical Choice Experiment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Experimental Auctions，”
［41］Mcfadden D.，“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Choice Behavior，”
［42］王常伟、顾海英：《基于消费者层面的农场动物福利经济属性之检验：情感直觉或肉质关联》，《管理世界》2014年第7期。
［1］樊永祥、刘秀梅：《食源性疾病控制与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环境卫生学杂志》2006年第3期。
［2］Karin，H.，Andrea，I.，Moreno，S.，Martin，W.，“Emerging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in Food-Borne Disease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From Tools to People，”
［3］陈君石：《谁是食品安全的头号大敌》，《农产品市场周刊》2016年第4期。
［4］陈君石：《中国的食源性疾病有多严重？》，《北京科技报》2015年第20期。
［5］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ixty-Third World Health Assembly，” Geneva，2010.
［6］吴林海等：《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Xue，J.，Zhang，W.，“Understanding China’s Food Safety Problem：An Analysis of 2387 Incidents of Acute Food-Borne Illness，”
［8］Bruhn，C.M.，Schutz，H.G.，“Consumer Food Safety Knowledge and Practices，”
［9］李建富、邢广杰、贾建平、吕全军：《城乡居民食品安全知信行对比研究》，《医药论坛杂志》2011年第20期。
［10］Jong，A.E.，Verhoeff-Bakkenes，L.，Nauta，M.J. et al.，“Cross-Contamination in the Kitchen：Effect of Hygiene Measures，”
［11］李华强、范春梅、贾建民等：《突发性灾害中的公众风险认知与应急管理——以5·12汶川地震为例》，《管理世界》2009年第6期。
［12］Helmes，A.W.，Culver，J.O.，Bowen，D.J.，“Results of a Randomized Study of Telephone Versus In-Person Breast Cancer Risk Counseling，”
［13］Senay，I.，Kaphingst，K.A.，“Anchoring-and-Adjustment Bias in Communication of Disease Risk，”
［14］Chung，T.，Jordan，L.，Kimberly，L.，Jensen，Steven，T.Y.，“Awareness of Food-Borne Pathogens among US Consumers，”
［15］Diogo，T.，Elke，S.，Veridiana，V.，“Perceived Risk of Food-Borne Disease by School Food Handlers and Principals：The Influence of Frequent Training，”
［16］Bearth，A.，Cousin，M.E.，Siegrist，M.，“Uninvited Guests at the Table：A Consumer Intervention for Safe Poultry Preparation，”
［17］陆姣、王晓莉、吴林海、山丽杰：《家庭食品处理风险行为特征与食源性疾病间相关性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8期。
［18］Luber，P.，“Cross-Contamination Versus Undercooking of Poultry Meat or Eggs-Which Risks Need to Be Managed First？”
［19］〔美〕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詹正茂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20］Simon，H.A.，“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21］Tversky，A.，Kahneman，D.，“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22］Furnham，A.，Hua，C.B.“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Anchoring Effect，”
［23］〔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
［24］Oechssler，J.，Roider，A.，Schmitz，P.W.，“Cognitive Abilities and Behavioral Biases，”
［25］Chang，C.C.，Chao，C.H.，Yeh，J.H.，“The Role of Buy-Side Anchoring Bias：Evidence from the Real Estate Market，”
［26］Dougal，C.，Engelberg，J.，Parsons，C.A. et al.，“Anchoring on Credit Spreads，”
［27］Wilson，T.D.，Houston，C.E.，Etling，K.M. et al.，“A New Look at Anchoring Effects：Basic Anchoring and Its Antecedents，”
［28］Epley，N.，Gilovich，T.，“Putting Adjustment back in the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Differential Processing of Self-Generated and Experimenter-Provided Anchors，”
［29］李斌、徐富明、王伟、邓子娟、张军伟：《锚定效应的种类、影响因素及干预措施》，《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1期。
［30］黄再胜：《高管薪酬决定的调整：锚定效应理论透视》，《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31］Chapman，G.B.，Johnson，E.J.，“Incorporating the Irrelevant：Anchors in Judgments of Belief and Value，”
［32］Kaustia，M.，Alho，E.，Puttonen，V.，“How Much Does Expertise Reduce Behavioral Biases？The Case of Anchoring Effects in Stock Return Estimates，”
［33］张志红、赵晖：《估值判断中的锚定效应研究》，《中国资产评估》2016年第7期。
［34］郭妍、赵文平、张立光：《网络借贷锚定效应理论的实验检验》，《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35］Bowen，D.J.，Burke，W.，Culver，J.O. et al.，“Effects of Counseling Ashkenazi Jewish Women about Breast Cancer Risk，”
［36］Oppenheimer，D.M.，Leboeuf，R.A.，Brewer，N.T.，“Anchors a Weigh：A Demonstration of Cross-Modality Anchoring and Magnitude Priming，”
［37］Yu，H.，Neal，J.A.，Sirsat，S.A.，“Consumers’ Food Safety Risk Perception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Fresh-Cut Produce with Lower Risk of Foodborne Illness，”
［38］Brewer，N.T.，Chapman，G.B.，“The Fragile Basic Anchoring Effect，”
［39］Brewer，N.T.，Chapman，G.B.，Schwartz，J.A. et al.，“The Influence of Irrelevant Anchors on the Judgments and Choices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40］Englich，B.，“When Knowledge Matters——Differential Effects of Available Knowledge in Standard and Basic Anchoring Tasks，”
［41］Lauriola，M.，Levin，I.P.，“Personality Traits and Risky Decision-Making in a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Task：An Exploratory Study，”
［42］郭妍：《基于实验和前景理论的银行小微贷款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金融发展研究》2016年第12期。
［43］Strack，F.，Mussweiler，T.，“Explaining the Enigmatic Anchoring Effect：Mechanisms of Selective Accessibility，”
［44］Chapman，G.B.，Johnson，E.J.，“Anchoring，Activation，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alues，”
［45］Jacowitz，K.E.，Kahneman，D.，“Measures of Anchoring in Estimation Tasks，”
［46］许年行、吴世农：《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的锚定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
［47］Nuccio，R.，Hashmi，S.S.，Mastrobattista，J. et al.，“Influence of Anchoring on Miscarriage Risk Perception Associated with Amniocentesis，”
［48］Wu，L.，Xu，L.，Zhu，D.，Wang，X.，“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ertified Traceable Food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49］Wilcoxon，F.，“Individual Comparisons by Ranking Methods，”
［50］颜杰、李彩霞、方积乾、丁守銮：《完全随机设计两组t检验与秩和检验的功效比较》，《中国卫生统计》2004年第1期。
［51］李河、杨学宁、邓木兰、石美玲：《非参数检验在循证医学实践中的价值——Wilcoxon秩和检验的正确应用》，《循证医学》2009年第6期。
［52］Blankenship，K.L.，Wegener，D.T.，Petty，R.E. et al.，“Elaboration and Consequences of Anchored Estimates：An Attitudinal Perspective on Numerical Anchoring，”
［53］Englich，B.，Soder，K.，“Moody Experts：How Mood and Expertise Influence Judgmental Anchoring，”
［54］Mcelroy，T.，Dowd，K.，“Susceptibility to Anchoring Effects：How Openness-to-Experience Influences Responses to Anchoring Cues，”
［55］Epley，N.，Gilovich，T.，“The Anchoring-and-Adjustment Heuristic Why the Adjustments Are Insufficient，”
［1］E.V. Huntington，“A Paradox in the Scoring of Competing Teams，”
［2］Kahneman D.，Tversky A.，“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3］Bettman J.R.，Luce，M.F.，Payne J.W.，“Constructive Consumer Choice Processes，”
［4］Heath T.B.，Chatterjee S.，“Symmetric Decoy Effects on Lower-quality versus Higher-quality Brands：Meta-analytic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5］Huber Joel，Payne John W.，Puto，Christopher，“Adding Asymmetrically Dominated Alternatives：Violations of Regularity and the Similarity Hypothesis，”
［6］SimonsonI，Tversky A.，“Choice in Context：Trade off Contrast and Extremeness Aversion，”
［7］Pettibone J.C.，Wedell D.H.，“Examining Models of Nondominated Decoy Effects across Judgment and Choice，”
［8］Wedell D.H.，Pettibone J.C.，“Using Judgments to Understand Decoy Effects in Choice，”
［9］Ryan Hamilton，Jiewen Hong，Alexander Chernev，“Perceptual Focus Effects in Choice，”
［10］Mellers B.A.，Biagini K.，“Similarity and Choice，”
［11］Hedgcock W.，Rao A.R.，“Could Ralph Nader’s Entrance and Exit Have Helped Al Gore？The Impact of Decoy Dynamics on Consumer Choice，”
［12］Shugan S.M.，“The Cost of Thinking，”
［13］Lin C.H.，Sun Y.C.，Chuang S.C. et al.，“Time Pressure and the Compromise and Attraction Effects in Choice，”
［14］Mishra S.，Umesh U.N.，Stem D.E.，“Antecedents of the Attraction Effect：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Approach，”
［15］Frederick S.，Lee L.，“Attraction，Repulsion，and 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16］Dhar R.，Glazer R.，“Similarity in Context：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and Violation of Preference and Perceptual Invariance in Consumer Choice，”
［17］Ratneshwar S.，Shocker A.D.，Stewart D.W.，“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Attraction Effect：The Implications of Product Stimulus Meaningfulness and Familiarity，”
［18］M.Mourali，U.B?ckenholt，M.Laroche，“Compromise and Attraction Effects under Prevention and Promotion Motivations，”
［19］H.Müller，V.Schliwa，S.Lehmann，“Prize Decoys at Work：New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symmetric Dominance Effects in Choices on Prizes in Competitions，”
［20］Kahneman D.，“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Investor Protection：Keynote Address，”
［21］Daniele Scarpi，“The Impact of Decoy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Consumers’ Preferences and Decision Making，”
［22］Sellersrubio R.，Nicolaugonzalbez J.L.，“Testing the Decoy Effect in the Presence of Store Brands，”
［23］王怀明、尼楚君、徐锐钊：《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标识支付意愿实证研究——以南京市猪肉消费为例》，《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24］Linhai W.，Xiaoru G.，Shasha Q.，Xiujuan C.，Dian Z.，Wuyang H.，Qingguang L.，“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Pork Attributes Related to Traceability，Information Certification，and Origin Labeling：Based on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25］Linhai Wu，Xiaolin L.，Dian Z.，Hongsha W.，Shuxian W.，Lingling X.，“Simulation of Market Demand for Traceable Pork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afety Information：A Case Study in Chinese Consumers，”
［26］吴林海、卜凡、朱淀：《消费者对含有不同质量安全信息可追溯猪肉的消费偏好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10期。
［27］吴林海、龚晓茹、陈秀娟、朱淀：《具有事前质量保证与事后追溯功能的可追溯信息属性的消费偏好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8期。
［28］Tversky A.，Simonson I.，“Context-dependent Preference，”
［29］Linhai W.，Lingling X.，Dian Z. et al.，“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ertified Traceable Food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30］Luce R.D.，
［31］Silk A.J.，Urban G.L.，“Pre-Test-Market Evaluation of New Packaged Goods：A Model and Measurement Methodology，”
［32］Prelec D.，Wemerfelt B.，Zettelmeyer F.，“The Role of Inference in Context Effects：Inferring What You Want from What Is Available，”
［33］Park J.，Kim J.K.，“The Effects of Decoys on Preference Shifts：The Role of Attractiveness and Providing Justification，”
［34］Sellersrubio R.，Nicolaugonzalbez J.L.，“Testing the Decoy Effect in the Presence of Store Brands，”
［35］Hahn M.，Won E.，Kang H. et al.，“Context Effects and Context Maps for Positioning，”
［36］Grunert K.G.，“What Is in a Steak？A Cross-cultural Study on the Quality Perception of Beef，”
［37］Meenakshi J.V.，A. Banerji，M.Victor，T.Keith，M.Nitya，H.Pricilla，“Using a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to Elicit the Demand for a Nutritious Food：Willingness-to-pay for Orange Maize in Rural Zambia，”
［38］Lusk J.L.，Roosen J.，Fox J.A.，“Demand for Beef from Cattle Administered Growth Hormones or Fed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A Comparison of Consumers in France，Germany，the United Kingdom，and the United States，”
［39］Linhai W.，Hongsha W.，Dian Z.，Wuyang H.，Shuxian W.，“Chines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Pork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The Case of Wuxi，”
［40］Ortega D.L.，Wang H.H.，Wu L.，Olynk N.J.，“Modeling Heterogeneity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Select Food Safety Attributes in China，”
［1］《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8-03/15/content_5274524.htm。
［2］尹世久、许佩佩、陈默、吴林海：《生态食品：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4期。
［3］Gao，Z.F.，Schroeder，T.C.，“Effects of Label Information on Consumer Willingness-to-pay for Food Attributes，”
［4］Yin，S.J.，li，Y.，Xu，Y.J. et al.，“Consumer Preferen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the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Attribute of Infant Milk Formula：Evidence from a Choice Experiment in China，”
［5］Probst，L.，Houedjofonon，E.，Ayerakwa，H.M. et al.，“Will They Buy It？The Potential for Marketing Organic Vegetables in the Food Vending Sector to Strengthen Vegetable Safety：A Choice Experiment Study in Three West African Cities，”
［6］Liu，R.，Pieniak，Z.，Verbeke，W.，“Consumers’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towards Safe Food in China：A Review，”
［7］卢素兰、刘伟平：《消费者绿色农产品自述偏好与实际选择偏差研究：基于情境变量调节效应的实证分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8］Emmanuel，K.Y.，Samuel，B.A.，Ralph，C.M.，“Comparison of Consumer Perceptions and Preference toward Organic versus Conventionally Produced Foods：A Review and Update of the Literature，”
［9］Ciriacy-Wantrup，S.V.，“Capital Returns from Soil-Conservation Practices，”
［10］Tranter，R.B.，Bennett，R.M.，Costa，L. et al.，“Consumers’ Willingness-to-Pay for Organic Conversion-Grade Food：Evidence from Five EU Countries，”
［11］周洁红：《消费者对蔬菜安全的态度、认知和购买行为分析——基于浙江省城市和城镇消费者的调查统计》，《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1期。
［12］靳明、赵昶：《绿色农产品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8年第5期。
［13］Hanemann，W.M.，“Valu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Contingent Valuation，”
［14］Schott，L.，Bernard，J.，“Compar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onventional，Non-Certified Organic and Organic Milk from Small and Large Farms，”
［15］Li，T.，Bernard，J.C.，Johnston，Z.A. et al.，“Consumer Pre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a Food Safety Scare：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the 2010 Egg Recall，”
［16］胡卫中、耿照源：《消费者支付意愿与猪肉品质差异化策略》，《中国畜牧杂志》2010年第8期。
［17］Alphonce，R.，Alfnes，F.，“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Food Safety in Tanzania：An Incentive-Aligned Conjoint Analysis，”
［18］Akaichi，F.，Rodolfo，M.，Nayga，J. et al.，“Assess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Different Units of Organic Milk：Evidence from Multiunit Auctions，”
［19］Choi，Y.W.，Ji，Y.L.，Han，D.B. et al.，“Consumers’ Valuation of Rice-Grade Labeling，”
［20］Soler，F.，Gil，J.M.，Snchez，M.，“Consumers’ Acceptability of Organic Food in Spain：Results from an Experimental Auction Market，”
［21］Teuber，R.，Dolgopolova，I.，Nordstr，?M.J.，“Some like It Organic，Some like It Purple and Some like It Ancient：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WTP For Value-Added Attributes in Whole Grain Bread，”
［22］Groote，H.，Narrod，C.，Kimenju，S.C. et al.，“Measuring Rural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Quality Labels Using Experimental Auctions：The Case of Aflatoxin-Free Maize in Kenya，”
［23］Lancaster，K.J.，“A New Approach to Consumer Theory，”
［24］Breidert，C.，Hahsler，M.，Reutterer，T.，“A Review of Methods for Measuring Willingness-To-Pay，”
［25］Loo，E.J.V.，Caputo，V.，Nayga，R.M. et al.，“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Organic Chicken Breast：Evidence from Choice Experiment，”
［26］Janssen，M.，Hamm，U.，“Product Labelling in the Market for Organic Food：Consumer Preferences and Willingness-to-Pay for Different Organic Certification Logos，”
［27］Wu，L.H.，Yin，S.J.，Xu，Y.J. et al.，“Effectiveness of China’s Organic Food Certification Policy：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Infant Milk Formula with Different Organic Certification Labels，”
［28］Yin，S.J.，Chen，M.，Xu，Y.J. et al.，“Chines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Safety Label on Tomato：Evidence from Choice Experiments，”
［29］Xie，J.，Gao，Z.F.，Swisher，M. et al.，“Consumers’ Preferences for Fresh Broccolis：Interactive Effects between Country of Origin and Organic Labels，”
［30］Wang，J.H.，Ge，J.Y.，Ma，Y.T.，“Urban Chines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Pork with Certified Labels：A Discrete Choice Experiment，”
［31］My，N.H.D.，Loo，E.J.V.，Rutsaert，P. et al.，“Consumer Valuation of Quality Rice Attributes in a Developing Economy：Evidence from a Choice Experiment in Vietnam，”
［32］Lusk，J.L.，Coble，K.H.，“Risk Perceptions，Risk Preference，and Acceptance of Risky Food，”
［33］Olesen，I.，Alfnes，F.，R?ra，M.B. et al.，“Elicit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Pay for Organic and Welfare-Labelled Salmon in a Non-Hypothetical Choice Experiment，”
［34］Ginon，E.，Chabanet，C.，Combris，P. et al.，“Are Decisions in a Real Choice Experiment Consistent with Reservation Prices Elicited with BDM ‘Auction’？The Case of French Baguettes，”
［35］Moser，R.，Raffaelli，R.，Notaro，S.，“Testing Hypothetical Bias with a Real Choice Experiment Using Respondents’ Own Money，”
［36］Louviere，J.J.，Hensher，D.A.，Swait，J.D.，
［37］Allenby，G.M.，Rossi，P.E.，“Marketing Models of Consumer Heterogeneity，”
［38］Wu，L.H.，Wang，H.S.，Zhu，D.，“Analysis of Consumer Demand for Traceable Pork in China Based on a Real Choice Experiment，”
［39］尹世久、高杨、吴林海：《构建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人民出版社，2017。
［40］Falguera，V.，Aliguer，N.，Falguera，M.，“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urrent Trends in Food Consumption：Moving toward Functional and Organic Products？”
［41］Chen，J.，Lobo，A.，“Organic Food Products in China：Determinants of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s，”
［42］Orteg，D.L.，Wang，H.H.，Wu，L. et al.，“Modeling Heterogeneity in Consumer Preferences for Select Food Safety Attributes in China，”
［43］Wu，L.H.，Xu，L.L.，Zhu，D. et al.，“Factors Affecting Consu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ertified Traceable Food in Jiangsu Province of China，”
［44］Luce，R.D.，“On the Possible Psychophysical Laws Revisited：Remarks on Cross-modal Matching，”
［45］Loureiro，M.L.，Umberger，W.J.，“A Choice Experiment Model for Beef：What US Consumer Responses Tell Us about Relative Preferences for Food Safety，Country-of-origin Labeling and Traceability，”
［46］Train，K.E.，
［47］史豪慧：《增进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生态农产品品牌传播模式研析》，《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36期。
［48］Lim，K.H.，Hu，W.，Maynard，L.J. et al.，“U.S.Consumers’ Preference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Country-of-Origin-Labeled Beef Steak and Food Safety Enhancements，”
［1］张传杰、李圆颖：《我国B2C生鲜电商供应链模式比较研究》，《当代经济》2015年第3期。
［2］《舌尖上的新鲜！生鲜电商的物流痛点如何解决？》，《齐鲁晚报》2010年8月25日。
［3］《“拼多多”问题多 被多名用户投诉》，网经社网站，http：//www.100ec.cn/zt/315/。
［4］吴传淑：《国外生鲜电商发展模式探析》，《世界农业》2015年第5期。
［5］Wu，J.H.，“Research on Operation and Risk Control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Electricity Supplier Fresh Products，”
［6］徐广姝、宋子龙：《生鲜电商与物流服务商的契约协调——基于生鲜宅配模式的分析》，《商业研究》2017年第2期。
［7］余航、王战平：《网络口碑影响的研究综述》，《情报杂志》2013年第6期。
［8］Yeo，Gitae，“A Study on the Logistics Service Quality Influencing Performance of B2C in Agriculture Products through E-commerce，”
［9］陈耀庭、黄和亮：《我国生鲜电商“最后一公里”众包配送模式》，《中国流通经济》2017年第2期。
［10］《生鲜电商遭遇洗牌，能熬出来的，都在干4件事！》，搜狐网，http：//www.sohu.com/a/169592739_379553。
［11］Helm S.，“Viral Marketing：Establish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by Word-of-mouse，”
［12］Chevalier J.，Mayzlin D.，“The Effect of Word of Mouth on Sales：Online Book Reviews，”
［13］Cui G.，Lui H.K.，Guo X.，“The Effect of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New Product Sales，”
［14］Duan W.，Gu B.，Whinston，A.B.，“The Dynamics of Online Word-of-mouth and Product Sal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ovie Industry，”
［15］Liviu L.，Mihaela T.，“Predicting Product Performance with Social Media，”
［16］Brister J.M.，“Word of Mouth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Effects in Consumer Network Network，”
［17］Lee J.，Park D.H.，Han I.，“The Effect of Negative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Product Attitude：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iew，”
［18］张红宇、周庭锐、严欢、唐小飞：《网络口碑对消费者在线行为的影响研究》，《管理世界》2014年第3期。
［19］叶恒、林志杨、许栋梁：《网络口碑的内容特征对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4年第6期。
［20］宋晓兵、丛竹、董大海：《网络口碑对消费者产品态度的影响机理研究》，《管理学报》2011年第4期。
［21］金永生、王丹凤、李静：《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22］Brown J.，Broderick A.J.，Lee N.，“Word of Mouth Communication within Online Communication：Conceptualizing the Online Social Network，”
［23］Jimenez F.R.，Mendoza N.A.，“Too Popular to Ignore：The Influence of Online Reviews on Purchase Intentions of Search and Experience Products，”
［24］王克喜、崔准、周志强：《网络口碑要素及其可信度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25］Derbaix C.，Vanhamme J.，“Inducing Word-of-mouth by Eliciting Surprise：A Pilot Investigation，”
［26］Bansal，H.S.，Voyer，P.A.，“World-of-Mouth Processes Within a Service Purchase Decision Context，”
［27］Duan W.，Gu B.，Whinston A.B.，“Do Online Reviews Matter？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Panel Date，”
［28］蔺国伟、白凯：《网络口碑对潜在赴藏旅游者从众行为的影响》，《人文地理》2015年第6期。
［29］Park D.，Lee J.，Han I.，“The Effect of Online Consumer Reviews on Consumer Purchasing Intention—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volvement，”
［30］罗茂群：《虚拟社区中口碑影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31］毕继东：《网络口碑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实证研究》，《情报杂志》2009年第11期。
［32］安云鹏：《服装商品网络口碑可信度实证研究》，《现代商业》2013年第2期。
［33］《网购核心用户在中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nnic.cn/hlwfzyj/fxszl/fxswz/201105/t20110520_33467.htm。
［1］潘旭、李军、刘悦秋：《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公司+农户”模式激励研究》，《工业工程》2018年第1期。
［2］杨晨辉、刘新梅、魏振祥：《“公司+农户”模式下公司的最优套期保值和订单价格方式》，《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8期。
［3］Stefano Pascucci，D.L.D.D.，Cai，R.，Ma，W.，“Trust，Transaction Costs，and Contract Enforcement：Evidence from Apple Farmers in China，”
［4］《卫岗乳业现“奶农倒奶”原奶过剩引利益之争？》，《中国经营报》2018年2月3日。
［5］杨雪梅、王征兵、刘婧：《信任、风险感知与合作社社员参与行为》，《农村经济》2018年第4期。
［6］吴本健、肖时花、马九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农业产业化模式选择——基于三种契约关系的比较》，《经济问题探索》2017年第11期。
［7］?zer ?.，Chen K.Y.，“Trust in Forecast Information Sharing，”
［8］Ebrahim-Khanjari N.，Hopp W.，Iravani S.M.R.，“Trust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in Supply Chains，”
［9］Pezeshki Y.，Baboli A.，Cheikhrouhou N. et al.，“A Rewarding-Punish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rust in a Divergent Supply Chain，”
［10］李亮、卢捷琦、季建华：《基于需求不信任导致的保险金风险研究》，《系统管理学报》2015年第3期。
［11］Han G.，Dong M.，“Trust-Embedded Coordination in Supply Chain Information Sharing，”
［12］Firouzi F.，Jaber M.Y.，Baglieri E.，“Trust in Supply Forecast Information Sharing，”
［13］Yang H.，Chen W.，“Retailer-Driven Carbon Emission Abatement with Consumer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Carbon Tax：Revenue-Sharing Versus Cost-Sharing，”
［14］Xu X.，He P.，Xu H. et al.，“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Green Technology under Cap-and-Trade Regulation，”
［15］支帮东、陈俊霖、刘晓红：《碳限额与交易机制下基于成本共担契约的两级供应链协调策略》，《中国管理科学》2017年第7期。
［16］Kouvelis P.，Zhao W.，“Supply Chain Contract Design und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Bankruptcy Costs，”
［17］Cui T.H.，Kong G.，Pourghannad B.，“Is Simplicity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Wholesale Pricing vs.Non-Linear Pricing，”
［18］周茂森、但斌、于辉：《互补品制造供应链的集团采购与需求信息共享》，《管理科学学报》2017年第8期。
［19］周建亨、王晓敏：《收益共享机制下的供应链纵向信息共享策略》，《系统管理学报》2018年第5期。
［20］Ye F.，Lin Q.，Li Y.，“Coordination for Contract Farming Supply Chain with Stochastic Yield and Demand under Cvar Criterion，”
［21］Liang L.，Xie J.，Liu L. et al.，“Revenue Sharing Contract Coordination of Wind Turbine Order Policy and Aftermarket Service Based on Joint Effort，”
［22］林强、叶飞：《“公司+农户”型订单农业供应链的Nash协商模型》，《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7期。
［23］冯颖、李智慧、张炎治：《零售商主导下TPL介入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契约效率评价》，《管理评论》2018年第3期。
［24］马雪丽、王淑云、金辉、柏庆国：《考虑保鲜努力与数量/质量弹性的农产品三级供应链协调优化》，《中国管理科学》2018年第2期。
［25］曹裕、刘培培、胡韩莉：《基于成本共担契约的生鲜供应链保鲜努力机制研究》，《控制与决策》2018年第9期。
［26］Mukherjee A.，Nath P.，“A Model of Trust in Online Relationship Banking，”
［27］Han G.，Dong M.，“Sustainable Regulation of Information Sharing with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by a Trust-Embedded Contract，”
［28］Yi Z.，Wang Y.，Liu Y. et al.，“The Impact of Consumer Fairness Seeking on Distribution Channel Selection：Direct Selling vs.Agent Selling，”
［1］Wang Y.Z.，“Joint Pricing-Production Decision in Supply Chain of Complementary Products with Uncertain Demand，”
［2］罗勇、魏杰、涂菶生：《非对称信息下供应链多产品最优合同策略》，《运筹学学报》2008年第2期。
［3］Rezapour S.，Farahani R.Z.，“Strategic Design of Competing Centralized Supply Chain Networks for Markets with Deterministic Demands，”
［4］Boyaci T.，Gallego G.，“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in a Market with Customer Service Competition，”
［5］Bernstein F.，Federgruen A.，“Decentralized Supply Chain with Competing Retailers under Demand Uncertainty，”
［6］Chen H.，Chen Y.，Chiu C.H.，“Coordination Mechanism for the Supply Chain with Lead-Time Consideration and Price-Dependent Demand，”
［7］杨慧、宋华明：《单周期替代性产品的联合定价策略》，《数学的实践和认识》2008年第23期。
［8］牟德一、涂菶生、陈秋双：《制造商-零售商供应链的联合定价决策模型》，《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年第3期。
［9］Yang S.L.，Zhou Y.W.，“Two-Echelon Supply Chain Models：Considering Duopolistic Retailers’ Different Competitive Behaviors，”
［10］Sinha S.，Sarmah S.P.，“Coordination and Price Completion in a Duopoly Common，” Computers &
［11］Pagell M.，Sheu C.，“Buyer Behaviou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upply Chain：An International Exploration，”
［12］汤世强、季建华：《基于防范机会主义的供应商数量研究》，《工业工程与管理》2006年第5期。
［13］蒋琦玮、秦进、史峰：《考虑风险控制的最优供应商数量确定方法》，《系统工程》2008年第2期。
［14］钟德强、仲伟俊、梅姝娥、张晓琪：《合作竞争下的供应商数量优化问题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
［15］Yannis B.J.，Erik B.，“Information Technology，Incentives and the Optimal Number of Suppliers，”
［16］Jeuland A.，Shugan S.，“Managing Channel Profits，”
［17］Rao C.R.，“Pricing Promotions in Asymmetric Duopoly，”
［1］吴志雄：《对农产品合作社一些问题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1期。
［2］苑鹏：《试论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基本条件》，《农村经营管理》2006年第8期。
［3］秦愚、苗彤彤：《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4期。
［4］徐旭初：《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5］邓衡山、王文烂：《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与现实检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农民合作社？》，《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
［6］任大鹏、张颖、黄杰：《合作社的真伪之辨》，《农村经营管理》2009年第7期。
［7］李云新、王晓璇：《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为扭曲现象及其解释》，《农业经济问题》2017年第4期。
［8］应瑞瑶：《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兼论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9］冯小：《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2期。
［10］潘劲：《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6期。
［11］徐旭初、吴彬、高钰玲：《合作社的质性与现实——一个基于理想类型的类型学研究》，《东岳论丛》2014年第4期。
［12］崔宝玉、刘峰：《快速发展战略选择下的合作社政府规制及其改进》，《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
［13］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14］徐旭初、吴彬：《〈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范化效应检视》，《东岳论丛》2017年第1期。
［15］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中国农村经济》2002年第3期。
［16］林坚、黄胜忠：《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所有权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7年第10期。
［17］李桃：《经济理性、生存智慧与行为逻辑——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中小社员“搭便车”行为探究》，《宏观经济研究》2014年第2期。
［18］马彦丽、孟彩英：《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兼论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农业经济问题》2008年第5期。
［19］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辨析：一个基于国内文献的讨论》，《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5期。
［20］赵凌云：《农民专业合作社不规范运作问题探析》，《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21］邵科、徐旭初：《合作社社员参与：概念、角色与行为特征》，《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
［22］赵晓峰、付少平：《多元主体、庇护关系与合作社制度变迁——以府城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2期。
［23］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24］钱淼、李中华：《农民合作社制度的规范分析与实证考量》，《农村经济》2016年第9期。
［25］邓衡山、徐志刚、应瑞瑶、廖小静：《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中国农村观察》2016年第4期。
［26］苑鹏：《对公司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讨——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
［27］胡明霞、胡耘通、黄胜忠：《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运行的监管机制探析》，《农村经济》2015年第6期。
［28］邵科、朱守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不良类型、成因与应对思路》，《农业经济与管理》2014年第1期。
［29］杨军：《农民合作社异化的成因及趋势》，《农村经济》2012年第7期。
［30］马彦丽：《论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识别和判定》，《中国农村观察》2013年第3期。
［31］肖云、陈涛、朱治菊：《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搭便车”现象探究——基于公共治理的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