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评论 第4卷图书
Government Governance Review
[内容简介] 《政府治理评论》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贵州省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主办的学术集刊,以解决中国各区域及各级政府的治理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己任,着力打造欠发达地区政府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交流平台。本刊注重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提倡建设性的学术对话,致力于提升政府治理研究的质量。本辑是第4卷,分为大数据与政府治理、公共部门创新、政策治理、公共治理体制、乡村振兴题、政治现代化、书评七个专题。
编委会
《政府治理评论》2019年第1期(总第5卷)征稿启事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专题
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创新:政策扩散的视角
一 大数据助力社会治理的理论关注与政策机遇
二 大数据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实践经验
(一)政府内部数据共享:“最多跑一次”改革
(二)基层公共服务智能化:智慧医疗与数据警务
(三)基于大数据的民情感知与智慧决策
三 大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模式与成效
(一)政府自身治理创新:重塑公共决策方式
(二)政府创新治理社会:智能化提升公众满意度
(三)大数据创新政民良性互动模式
四 大数据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局限与展望
省级政府智能政务服务能力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献综述
(一)省级政府智能政务服务能力:国外研究
(二)省级政府智能政务服务能力:国内研究
三 数据与变量
(一)变量选取思路
(二)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2.主要解释变量
四 研究方法
(一)分析策略: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二)案例来源和资料收集方式
(三)真值表的构建
五 定性比较分析与结果
(一)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六 结论及建议
西部地方政府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大数据发展政策研究
(二)政策工具理论
(三)简要评述
三 分析框架
(一)X维度:政策工具维度
(二)Y维度:产业价值链维度
(三)二维分析框架的构建
四 研究目标及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样本
(二)政策文本编码
(三)政策工具使用情况统计与分析
(四)研究结果分析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针对不同阶段使用好政策工具,打好组合拳
(二)发挥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带动性与辐射性作用
(三)政策制定需利用好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
(四)政策规划要认清竞争力态势和后发劣势
(五)加大供给型政策的教育培训工具支持力度,补人力资源短板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绩效信息建构和管理
一 引言
二 政府绩效治理范式下的绩效信息
(一)从政府绩效管理走向绩效治理
(二)绩效治理范式下的绩效信息
三 大数据推动的政府绩效信息发展
(一)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革命
(二)大数据推动下的政府绩效信息
四 大数据背景下改进政府绩效信息管理的思考
(一)提升政府绩效信息质量与保护信息隐私
(二)防止信息暴力和缩小信息鸿沟
(三)完善绩效信息发展的支持环境
公共部门创新专题
公共部门创新的类型划分与案例比较研究
一 公共部门创新的兴起
二 公共部门创新的三种模式
三 三种公共部门创新模式的实践
四 讨论与展望
线上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分析框架与案例研究
一 线上公共服务:政府流程再造的新趋势
二 线上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间责任与制度安排
三 线上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协同网络供给模型
四 案例分析:贵州省“互联网+政务服务”供给
政策治理专题
政策工具协同视角下新加坡政府绿色建筑促进政策
一 背景
二 新加坡绿色建筑发展政策工具
(一)强制性政策工具
(二)激励性政策工具
(三)信息传播类政策工具
三 新加坡绿色建筑政策工具的协同性
(一)政策工具的目标协同性
(二)政策工具的约束力协同性
(三)政策工具的阶段协同性
四 结论和启示
基于语料库大数据的社会政策知识体系构建
一 研究问题
二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社会政策知识单元的识别思路
(二)社会政策知识单元的归纳框架
三 社会政策语料库大数据的建设
四 分析与结果
五 结语
流动人口需求多元化与治理模式变迁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的流动人口需求变迁
(一)流动人口迁移模式变迁
(二)迁移模式转变下流动人口的需求表达
三 从管理到服务:流动人口治理变迁推动力
(一)回应治理话语转变
(二)管理与服务的错位
四 建立新型流动人口治理模式
(一)多元主体治理
(二)引入市场机制
(三)完善流动人口治理相关制度
五 结论
公共治理体制专题
使制度有效地运转起来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献综述
三 分析框架及思路
四 制度弹性与空间想象力:制度运转的显性动力
五 制度韧性与时间想象力:制度运转的隐性动力
六 动力的错位: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制度运转分析
七 结论与展望
领导小组如何推动项目制在地方层面的落实?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二 “白河整改”项目的诞生与领导小组的创建
(一)N市获得“白河整改”项目的经过
(二)N市白河整改领导小组的创建
(三)N市白河整改领导小组创建的原因分析
三 N市白河整改领导小组在项目推动中的运作模式
(一)获取权威:领导小组推动“白河整改”项目的前提
(二)创造共识:领导小组推动“白河整改”项目的保障
(三)任务的分配和监督:领导小组推动“白河整改”项目的具体措施
四 N市白河整改领导小组在推动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多重角色
(一)作为决策参与者的领导小组
(二)作为群众意见征询者、搜集者的领导小组
(三)作为任务分派者的领导小组
(四)作为部门沟通者、协调者的领导小组
(五)作为项目执行监督者、评估者的领导小组
五 领导小组:项目运作的核心推动力量
六 总结与讨论
乡村振兴专题
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策略与成效
一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H村蓝靛瑶枫脂染技艺对村民生计改善的策略
(一)建立公共发展基金,对相关金融知识进行培训和管理
(二)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市场发展
(三)增加手工艺规模和染料产能
(四)丰富产品开发设计,积极拓展营销渠道
二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H村蓝靛瑶枫脂染技艺对村民生计改善的成效
(一)村民家庭收入增加促进了生计改善
(二)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升
(三)促进了乡村组织和市场能力建设
(四)促进了手工艺传承和文化自信
三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创新思路及社会学思考
(一)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四个创新思路
(二)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社会学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贵州“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分析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文献综述
三 “互联网+农业”模式的概念与特征
(一)“互联网+农业”模式的概念
(二)“互联网+农业”模式的一般特征
四 贵州“互联网+农业”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务川县多元主体式的“互联网+茶产业”
(二)铜仁万山区“村淘”
(三)毕节市“乌蒙山宝·毕节珍好”
五 贵州“互联网+农业”模式的优势特征分析
六 结论与讨论
政治现代化专题
政治衰朽与秩序重构: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再解读
一 亨廷顿的核心概念:政治秩序
(一)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
(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
二 亨廷顿的“问”:什么原因导致了政治衰朽
(一)关注政治差距:政治衰朽与政治秩序的对比
(二)政治衰朽的症结: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失衡
三 亨廷顿的“答”:构建强大政府以获得政治秩序
(一)强大政府的本质:既不是传统政体也非普力夺政体
(二)强大政府建构的途径:改革抑或革命
(三)强大政府的组织保障:强大的政党力量
四 余论
书评
后现代视角下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困境及其突破
一 引言
二 行政实践中的性别盲点
(一)传统社会分工中的性别格局
(二)美国女性参与公共部门的历程
(三)女性在官僚制结构中的处境
三 行政国家中的性别困境
(一)专业知识的困境
(二)领导的困境
(三)美德的困境
四 后现代视角下性别困境的突破
(一)性别困境与模糊的未来
(二)从生理性别到社会性别
(三)展开性别对话的可能
五 结语
卷首语
Bertot,John,2014,《大数据与开放数据的政策框架:问题、政策与建议》,郑磊、徐慧娜、包琳达译,《电子政务》第1期。
陈潭,2016,《大数据驱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转向》,《行政论坛》第6期。
冯仕政,2016,《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与社会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大数据》第3期。
黄璜,2018,《对“数据流动”的治理——论政府数据治理的理论嬗变与框架》,《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孟庆国、关欣,2015,《论电子治理的内涵、价值与绩效实现》,《行政论坛》第7期。
孟庆国,2017,《线上线下融合是政务服务创新发展方向》,《中国行政管理》第12期。
孟天广、李锋,2015,《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孟天广、赵娟,2018,《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理论建构与治理体系》,《电子政务》第8期。
王浦劬,2014,《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杨安、严奉云、苗红,2015,《大数据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应用》,《观察与思考》第8期。
郁建兴、高翔,2018,《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基本经验与未来》,《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
燕继荣,2017a,《社会变迁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解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燕继荣,2017b,《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教学与研究》第9期。
张红彬、李齐,2018,《大数据驱动的智慧公共服务》,《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郑磊,2015,《开放政府数据研究:概念辨析、关键因素及其互动关系》,《中国行政管理》第11期。
Meng,T.,Pan,J.,& Yang,P.,2017,“Conditional Receptivity to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in China,”50(3):399-433.
陈海燕,2018,《提升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路径分析——以江苏省启东市为例》,《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第1期。
程灏、刘旭然、赵冰,2018,《地方政府线上政务服务平台发展瓶颈及路径探析》,《管理工程师》第2期。
邓涛、王梅珍,2015,《省级政务服务网上平台的设计与实现》,《中国新通信》第12期。
何彦,2017,《以“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政府改革》,《信息化建设》第8期。
济南市槐荫区编办,2018,《智慧政务新模式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研究》,《机构与行政》第6期。
李健、张锐昕,2018,《政府电子公共服务供给共性问题——基于33个省级政府门户网站的调研结果》,《电子政务》第12期。
刘佳奇,2017,《黑龙江省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对策研究》,哈尔滨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刘雅静,2018,《“互联网+政务”背景下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以宁夏银川市为例》,《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第3期。
吕小刚,2016,《提升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模式与对策——以辽宁省为例》,《大连干部学刊》第2期。
孟天广、赵娟,2018,《基于微服务落实“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有关问题的分析与思考》,《电子政务》第4期。
庞宇,2018,《英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转型及经验启示》,《电子政务》第2期。
南磊,2018,《基于实践的“互联网+行政审批”平台建设研究》,《中国信息化》第2期。
万治理,2017,《智慧政府视野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研究——以P市为例》,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王璟璇、杨道玲,2015,《政府网上办事服务的模式分析及整合建议》,《电子政务》第6期。
王益民,2017,《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发展状况》,《学习时报》第6期。
王少泉,2018,《美国数字政府治理经验在我国的应用分析》,《天中学刊》第5期。
袁维海、沈荣华、姚玫玫,2018,《打造权责清单升级版的改革探索——基于对安徽省推行权责清单制度的调研》,《中国行政管理》第8期。
翟云,2017,《政府职能转变视角下“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路径探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黄萃、苏竣、施丽萍、程啸天,2011,《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科研管理》第10期。
张韵君,2012,《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第4期。
陈振明,2005,《公共政策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S.萨瓦斯,2002,《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顾建光、吴明华,2007,《公共政策工具论视角述论》,《科学学研究》第1期。
潘成云,2001,《解读产业价值链——兼析我国新兴产业价值链基本特征》,《当代财经》第9期。
魏凯,2014,《大数据产业发展状况及政策思考》,《电信网技术》第4期。
张成福,2005,《公共管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雅娴、苏竣,2011,《技术创新政策工具及其在我国软件产业中的应用》,《科研管理》第7期。
张勇进、王璟璇,2014,《主要发达国家大数据政策比较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12期。
周京艳、张惠娜、黄裕荣、李梦辉、刘如,2016,《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大数据政策的文本量化分析》,《情报探索》第12期。
Schneider,A.,and Ingram,H.,1990,“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Howlett,M.,and Ramesh,M.,2003,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tterback,J.,and Abernathy,N.,1975,“A Dynamical Model of Proc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McDonnell,L.M.,and Elmore,R.F.,1987,“Getting the Job Done: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Rothwell,R.,and Zegveld,W.,1985,“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2014,《第二次机器革命: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
包国宪、道格拉斯·摩根,2015,《政府绩效管理学——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与方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包国宪、周云飞,2013,《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载体模型构建研究》,《公共管理学报》第2期。
陈天祥,2011,《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回归政治与技术双重理性本义》,《浙江大学学报》第4期。
方巍、郑玉、徐江,2014,《大数据:概念、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综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报》第6期。
郭建锦、郭建平,2015,《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6期。
何艳玲,2009,《“公共价值管理”:一个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政治学研究》第6期。
刘叶婷、唐斯斯,2014,《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其挑战》,《电子政务》第6期。
马克·摩尔,2016,《创造公共价值——政府战略管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亮,2014,《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理论整合、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5期。
邱仁宗、黄雯、翟晓梅,2014,《大数据技术的伦理问题》,《社会与科学》第1期。
尚虎平,2015,《政府绩效评估中“结果导向”的操作性偏误与矫治》,《政治学研究》第3期。
盛明科、刘叶,2014,《政府绩效信息失真机制及规避路径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湘潭大学学报》第3期。
孙斐、黄卉,2015,《公共价值的类型、关系与结构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孙宇,2016,《现代西方公共行政思想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健,2018,《政府绩效信息使用:一个文献综述》,《公共行政评论》第1期。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2013,《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杨博、谢光远,2014,《论“公共价值管理”:一种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超越与限度》,《政治学研究》第6期。
张海柱、宋佳玲,2015,《走向智慧治理: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第4期。
张红春,2017,《政府绩效信息使用:理论与实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朱国玮、黄珺、汪浩,2005,《政府绩效信息的获取、使用与公开制度研究》,《情报科学》第4期。
Behn,2003,“Why Measure Performance?Different Purpose Require different Measures,”.
Hatry,2008,.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Katsonis,M.,& Botros,A.,2015,“Digital Government:A Primer and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s,”
Kroll,A.,2014,“Drivers of Performance Use: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Misuraca,G.,Mureddu,F.,& Osimo,D.,2014,Springer New York.
Pollitt C.,2006,“Performance Information for Democracy,”.
Rifkin,2011,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2006,《改革政府》,周敦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顾昕,2011,《全民免费医疗的市场化之路:英国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东岳论丛》第10期。
顾昕,2011,《英国全民免费医疗走向市场化》,《医院领导决策参与》第5期。
蓝志勇,2003,《行政官僚与现代社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欧文·E.休斯,2015,《公共管理导论》,张成福、马子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sell,C.,and Gash,A.,2008,“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18:543-571.
Bland,T.,Bruk,B.,Kim,D.,and Lee,K. T.,2010,“Enhancing Public Sector Innovation:Examining the Network-innovation Relationship,” 15(3):1-25.
Damanpour,F.,1991,“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34(3):555-90.
Damanpour,F. and Schneider,M.,2008,“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Adop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Assessing the Role of Managers,”19(3):495-522.
Freeman,C.,1991,“Networks of Innovators:A Synthesis of Research Issues,” 20:499-514.
Hartley,J.,S?rensen,E.,and Torfing,J.,201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A Viable Alternative to Market Compet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73(6):821-830.
Osborne,D.,and Gaebler,T.,1993,. Reading,MA:Addison-Wesley.
Osborne,S.P.,and Brown,L.,2011,“Innovation,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Services Delivery in the U.K.:The Word that would be King? ”89(4):1335-1350.
S?rensen,E.,and Torfing,J.,2011,“Enhanc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43:842-868.
Teece,D.J.,1992,“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 Innovation,” 18:1-25.
Walker,R.M.,2014,“Internal and External Antecedents of Process Innovation:A Review and Extension,” 16(1):21-44.
Wilson,J.,1989,,Basic Books,New York,NY.
Van de Ven,A.H.,1986,“Central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32(5):590-607.
布坎南,1993,《民主财政论——财政制度和个人选择》,穆怀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国权、孙韶阳,2017,《线上政府:网络社会治理的公权力体系》,《中国行政管理》第7期。
党秀云,2003,《论公共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莱昂·狄骥,1999,《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沈阳》,沈阳:辽海出版社。
卢映川等,2007,《创新公共服务的组织与管理》,北京:人民出版社。
毛寿龙等,1998,《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柏瑛,2003,《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治理:构建公民参与和自主管理的制度平台》,《教学与研究》第11期。
沈荣华,2007,《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分工》,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唐娟,2006,《政府治理论: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及其变迁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许继芳、周义程,2009,《公共服务供给三重失灵与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俞可平,2000,《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子建,2009,《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研究述评》,《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
Buchanan,J.M.,1965,“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32(125):1-14.
Ostrom,V.,Tiebout,C.M.,and Warren,R.,1961,“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A Theoretical Inquiry,” 55(4):83-842.
Samuelson,P. A.,1954,“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36(4):387-389.
顾建光,2004,《公共政策分析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顾建光、吴明华,2007,《公共政策工具论视角述论》,《科学学研究》第1期。
黄思棉、张燕华,2015,《国内协同治理理论文献综述》,《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3期。
伍启元,1988,《公共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Chandel,S.S.,Sharma,A.,and Marwaha,B. M.,2016,“Review of Energy Efficiency Initiatives and Regulations for Residential Buildings in India,” 54:1443-1458.
De Boeck,L.,Verbeke,S.,Audenaert A.,and De Mesmaeker,L.,2015,“Improving the Energy Performance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A Literature Review,” 52:960-975.
Fossati,M.,Scalco,V. A.,Linczuk,V. C. C.,and Lamberts,R.,2016,“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An Overview of the Brazilian Residential Labeling Scheme,”65:1216-1231.
Issa,M.,Rankin,J.,and Christian,A.,2010,“Canadian Practitioners' Perception of Research Work Investigating the Cost Premiums,Long-term Costs and Health and Productivity Benefits of Green Buildings,”45(7):1698-1711.
Jiang,Y.,and Wu,X.,2010,Beijing:China Architecture &Building Press.
Kats,G.,2003,Green ,Massachusetts Technology Collaborative Boston,MA.
Kong,X.,Lu,S.,and Wu,Y.,2012,“A Review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China during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41:624-635.
Lopes,A. D. C. P.,Oliveira Filho,D.,Altoe,L.,Carlo,J. C.,and Lima,B. B.,2016,“Energy Efficiency Labeling Program for Buildings in Brazil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ortugal's,” 66:207-219.
Recast,E.,2010,“Directive 2010/31/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9 May 2010 on the 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recast),”18(6):2010.
Ruparathna,R.,Hewage,K.,and Sadiq,R.,2016,“Improv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Building Stock:A Critical Review of Commercial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s,” 53:1032-1045.
Ting,K. H.,2012,“Tropical Green Building Rating Systems:A Comparison between Green Building Index and Bca Green Mark,”,2012 IEEE,IEEE.
ürge-Vorsatz,D.,Danny Harvey,L.,Mirasgedis S.,and Levine,M. D.,2007,“Mitigating CO Emissions from Energy Use in the World's Buildings,” 35(4):379-398.
Vieites,E.,Vassileva,I.,and Arias,J. E.,2015,“European Initiatives towards Improving the Energy Efficiency in Existing and Historic Buildings,”75:1679-1685.
Zhang,Y.,Wang,J.,Hu,F.,and Wang,Y.,2017,“Comparison of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Green Building in China,Britain,United States,” 68:262-271.
陈庆云,2006,《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振明,2004,《公共政策学——政策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信平,2007,《将社会政策的概念纳入政府公共政策体系中》,《中国社会导刊》第20期。
胡广伟、潘文文,2010,《电子政务的概念:国际同行的视角》,《电子政务》第9期。
黄晨熹,2008,《社会政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黄昌宁、李涓子,2002,《语料库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苏新春,2010,《词汇计量及实现》,北京:商务印书馆。
宋培彦、路青、刘宁静,2014,《一种从术语定义句中自动抽取知识单元的方法》,《情报杂志》第4期。
吴晓明,2011,《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夏中华,2009,《现代语言学导论》,上海:学林出版社。
荀恩东、饶高琦,2016,《大数据背景下BCC语料库的研制》,《语料库语言学》第1期。
杨腾原,2013,《论政策系统与政策过程的关系——基于对国内“公共政策学”研究思路的梳理和反思》,《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郁建兴、何子英,2010,《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社会科学》第7期。
岳经纶,2017,《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呼唤社会政策体系的创新发展》,《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2期。
曾亚敏,2018,《对外政策话语建构的语料库驱动分析方法——以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话语为例》,《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
曾凡斌、陈荷,2018,《基于谷歌图书语料库大数据的百年传播学发展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第3期。
张道真,2002,《实用英语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郑通涛、曾小燕,2016,《大数据时代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Nag,R.,Hambrick,D.C.,Chen,M.J.,2007,“What is Strategic Management,Really? Inductive Derivation of a Consensus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28:935-955.
Sinclair,J.M.,1996,“The Search for Units of Meaning,”9:75-106.
Spicker,P.,1995,.London:Prentice Hall.
陈丰,2005,《自治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的新趋势》,《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陈小华,2010,《多维视角下的城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述评》,《教育发展研究》第23期。
陈映芳、陆芳萍,2005,《公共教育与乡城迁移人员的城市适应》,《探索与争鸣》第7期。
陈振明、丁煜、吴永键等,2007,《外来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基于厦门市某区调研的分析》,《东南学术》第6期。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等,2013,《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研究》第2期。
冯晓英,2010,《论北京“城中村”改造——兼述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治理》,《人口研究》第6期。
勾清明,2011,《关于当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几个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8期。
郭秀云,2009,《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模式探析——以上海为例》,《人口学刊》第5期。
黄晨熹,1999,《大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特征与社区化管理——以上海为例》,《人口研究》第4期。
黄匡时,2008,《改革开放30年北京流动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北京规划建设》第5期。
李骏,2001,《论城市外来人口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第8期。
李强,2003,《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李若建,2003,《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梁勇、马冬梅,2018,《现阶段我国城市流动人口变动的新特点及服务管理创新》,《理论与改革》第1期。
刘莲花,2011,《河北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模式创新研究》,《前沿》第17期。
罗霞、王春光,2003,《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动选择》,《浙江社会科学》第1期。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任泽涛、严国萍,2013,《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及其实现机制——一项多案例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5期。
盛亦男,2013,《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人口研究》第4期。
唐晓阳、陈雅丽,2012,《城市社区流动人口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广东省为例》,《领导科学》第8期。
王春光,2006,《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王思斌,2014a,《社会工作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思斌,2014b,《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第1期。
伍先江,2011,《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杨菊华,2011,《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人口研究》第5期。
杨菊华、陈传波,2013,《流动人口家庭化的现状与特点:流动过程特征分析》,《人口与发展》第3期。
杨日鹏,2012,《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中的作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第1期。
杨晓东、张喜才,2011,《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研究》,《中国市场》第29期。
俞德鹏,2001,《现行城市外来人口管理方式的弊端及其对策》,《人口学刊》第1期。
张艺,2012,《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研究——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背景》,《人民论坛》第2期。
周学馨,2009,《从流动人口管理走向流动人口治理——我国政府流动人口管理中行政范式转型的制度设计》,《探索》第4期。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人的现代化》,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安东尼·奥罗姆,2006,《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等译,倪世雄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陈畅,2007,《关于“制度失效”问题的研究》,《经济问题》第4期。
崔平,2010,《康德想象力概念的思想根源批判》,《天津社会科学》第2期。
丹尼斯C.缪勒,1999,《公共选择理论》,杨春学、李绍荣、罗仲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丁煌,2002,《我国现阶段政策执行阻滞及其防治对策的制度分析》,《政治学研究》第1期。
George F.Mclean,2016,《想象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张志祥译,《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顾杰,2013,《如何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国行政管理》第1期。
胡锐军,2015,《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合法性回应》,《理论探索》第1期。
凯尔布尔,1996,《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第3期。
康德,1960,《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柯武刚、史漫飞,2000,《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金磊,2013,《十八届三中全会勾勒改革新蓝图 新一轮改革大幕开启》,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13/5494589.shtml。
李拓,2014,《论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治理》,《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
李秀峰,2013,《制度的持续性特征及约束功能——对历史制度主义公共政策研究框架的探索》,《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
柳新元,2002,《利益冲突与制度变迁》,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D.帕特南,2001,《使民主运转起来》,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麻宝斌,2015,《走出政策执行不力的体制困境》,《探索与争鸣》第11期。
马得勇,2013,《乡村社会资本的政治效应——基于中国20个乡镇的比较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6期。
孟志斌,2015,《警惕“从吾所好”的“软抵抗”》,《人民日报》12月2日,第5版。
宋涛,2008,《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1期。
唐世平,2010,《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家社会科学》第1期。
托克维尔,1988,《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水雄,2015,《层级体系中的分权形式与组织运行效率》,《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闫朦、肖红,2011,《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官本位意识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2期。
燕继荣,2015,《政治生态是怎么被污染的》,《探索与争鸣》第11期。
杨芳、欧阳丹霞,2014,《“政策短期流变”:生成逻辑与治理策略》,《学术研究》第11期。
杨静光,2008,《制度失效的原因新探》,《理论与改革》第5期。
张晒,2014,《历史制度主义:从“制度回归”到“路径依赖”——兼论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适用性》,《理论月刊》第3期。
张晒,2015,《理性选择理论:优势、局限性与可能出路》,《湖北经济学院学报》第3期。
张松超,2014,《矫枉过正也是一种形式主义》,http://guancha.gmw.cn/2014-05/28/content_11445733.htm。
周雪光,2012,《运动型治理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再思考》,《开放时代》第9期。
Crotell,P.A.,& Peterson,S.,1999,“Altered States:Explaining Dome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 29(1).
Hall,P. A.,1986,.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erton,R.K.,1952,.Glencoe,Ⅲ:Free Press
Weick,K.E.,1993,“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the Mann Gulch Disaster,” 38.
陈家建,2013,《项目制与基层政府动员——对社会管理项目化运作的社会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陈家建,2015,《督查机制:科层运动化的实践渠道》,《公共行政评论》第2期。
杜春林、张新文,2015,《从制度安排到实际运行:项目制的生存逻辑与两难处境》,《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贺东航、孔繁斌,2011,《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黄宗智等,2014,《“项目制”的运作机制和效果是“合理化”吗?》,《开放时代》第5期。
李博,2016,《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
练宏,2016,《注意力竞争:基于参与观察与多案例的组织学分析》,《社会学研究》第4期。
欧阳静,2014,《论基层运动型治理——兼与周雪光等商榷》,《开放时代》第6期。
渠敬东,2012,《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折晓叶、陈婴婴,2011,《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田孟,2018,《义利之衡:财政社会学视野中的项目制与乡村治理——读李祖佩的〈分利秩序:鸽镇的项目运作与乡村治理(2007-2013)〉》,《政府治理评论》第3卷。
尹利民、全文婷,2014,《项目进村、集体债务与新时期的农民负担:基于赣北D村的个案分析》,《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周雪光,2015,《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的理论视角》,《开放时代》第2期。
杜洪燕、陈俊红、龚晶、刘宝印,2018,《国内外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分析与经验借鉴》,《政府治理评论》第1期。
樊晓燕,2016,《中国农村文化在城市化背景下面临的困境思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方之浩,2015,《香云纱服饰数字化服装定制设计研究》,《艺术教育》第2期。
黄玲,2017,《苗族银饰的现代境遇:兼论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传承发展的转换路径》,《美与时代》(上)第8期。
黄泽,2003,《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的几个问题》,《民族艺术研究》第6期。
金少萍,2007,《本土知识与文化创新——以云南民族工艺文化为研究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9期。
李丽,2011,《瑶族工艺,从山里到城里》,《中华手工》第1期。
李硕,2018,《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困境、原因及对策》,《区域金融研究》第8期。
李铁鹏,2018,《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乡村文化保护与振兴策略——以沈阳市拉塔湖村为例》,《产业与科技论坛》第12期。
李炎,2006,《复制与定制:传统民族工艺的现代延展》,《文化产业》第8期。
李智,2018,《积极推进少数民族特色村镇建设 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新路子》,《民族大家庭》第5期。
梁爱文,2018,《乡村振兴视域下西部民族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新探》,《黑龙江民族丛刊》第5期。
马预其,2017,《当代语境下贵州少数民族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美与时代》(上)第11期。
彭晓烈、高鑫,2018,《乡村振兴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徐中春、芮延龙、任海利,2018,《贵州土地整治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成效评估研究》,《政府治理评论》第1期。
张建世、杨正文、杨嘉铬,2005,《西南少数民族民间工艺资源保护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
张洁,2018,《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经济困境与对策分析》,《传播力研究》第22期。
张敬燕,2017,《乡村振兴背景下优秀乡土文化传承的路径探索》,《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第6期。
Blanchflower,D.G.,& Oswald,A.J.,2008,Mimeo:Univercity of Warwick.
阿尔温·托夫勒,2006a,《第三次浪潮》,北京:中信出版社。
阿尔温·托夫勒,2006b,《未来的冲击》,蔡伸章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成晨、丁冬,2016,《“互联网+农业电子商务”:现代农业信息化的发展路径》,《理论研究》第11期。
丁明华,2016,《“互联网+农业”构建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新路径》,《商业经济研究》第15期。
杜洪燕、陈俊红、龚晶、刘宝印,2018,《国内外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分析与经验借鉴》,《政府治理评论》第1期。
高艳、王蕾等,2017,《“互联网+农业”:重构农产品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世界农业》第12期。
刘丽伟、高中理,2015,《“互联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链视角》,《世界经济》第12期。
李瑾、冯献、郭美荣、马晨,2018,《“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农业现代化研究》第2期。
连玉明,2017,《重新定义大数据——改变未来的十大驱动力》,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马化腾,2015,《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 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腾讯研究院。
宁家骏,2015,《“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背景、内涵及主要内容 》,《电子政务》第6期。
潘洪刚、王礼力,2008,《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困境与出路》,《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吴絮颖,2016,《“互联网+”对农业产业升级促进作用探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第5期。
新华社,2012,《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新华社,2015,《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新华社,201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杨秋海,2016,《“互联网+”视域下现代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创新研究》,《中州学刊》第9期。
叶敬忠、汪淳玉,2018,《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于扬,2012,《所有传统和服务应该被互联网改变》,腾讯科技网。
阿尔蒙德、鲍威尔,2007,《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2009,《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2015,《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乔尔·S.米格代尔,2009,《强国家与弱社会——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塞缪尔·亨廷顿,1988,《军人与国家》,洪陆训等译,台北:时英出版社。
塞缪尔·亨廷顿,200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塞缪尔·亨廷顿,2010,《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陈江兵,2000,《技术·理性·制度与社会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卢保娣,2012,《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启示》,《南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周光辉,2003,《政治文明的主题:人类对合理的公共秩序的追求》,《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奥利弗·E.威廉森,2001,《治理机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鲍静,2006,《应把社会性别理论纳入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中国行政管理》第8期。
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2002,《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何萍,2001,《性别理论与社会发展》,《探索》第6期。
卡米拉·斯蒂福斯,2010,《公共行政中的性别形象——合法性与行政国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凯特·米利特,2000,《性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琳·马吉利斯、多雷昂·萨甘,1999,《神秘的舞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O.C.麦克斯怀特,2002,《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沈奕斐,2005,《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伊琳·吉特、米拉·考尔·莎,2004,《社区的迷思——参与式发展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广利、杨明光,2005,《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张莹,2007,《社会性别视角应用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张再生,2007,《社会性别与公共管理》,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Stivers,C.,1995,“Settlement Women and Bureau Men:Constructing a Usable Past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55(6):522-529.
Forrester,J.W.,2001.“Bureau Men,Settlement Women by Camilla Stivers,” 577(9):175-176.
Mary E. Guy,1994,“Gendered Government,” 54(1):83-84.
McSwite,O.C.,2004,“Creating Reality Through Administrative Practice:A Psychoanalytic Reading of Camilla Stivers’ Bureau Men,Settlement Women,” 36(4):406-426.
Meier,K.J.,2003,“Gender Images in PA:The Debate Is Joined,” 13(2):231-237.
Newman,M.A.,1994,“Women in Management:Problem or Opportunity,” 17(4):405-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