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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决策图书

Emergency Decision-mak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SSAPID:101-0535-2390-69
ISBN:978-7-5097-6017-8
DOI:
ISSN:

[内容简介] 本书以信息为中心对突发事件情景下的应急决策问题进行研究,构建了“信息源—信息渠道”分析框架,并通过对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2008年襄汾溃坝等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科学分析突发事件的过程动力学特性和时空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基于信息整合的多阶段、多主体、多层次的适应性应急决策模式,使应急决策既有基本的刚性和原则性又能保持适度的弹性和可拓展性的政策建议。

相关信息

丛书名: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评估系列
作 者: 钟开斌
编 辑:曹义恒;谢;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07月
语 种:中文
中图分类:C93 管理学

 表目录

 摘要

 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评估系列编委会

 总序

 第一章 引言

  一 研究的背景

  二 研究的问题

  三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一)主要内容

   (二)研究方法

   (三)重点与难点

   (四)主要观点与创新点

  四 本书的基本结构

 第二章 文献述评与制度背景

  一 应急决策:突发事件应对的核心

   (一)应急决策:非程序化决策

   (二)应急决策研究的发展历程

   (三)基于“质量—时间”的应急决策效果分类

  二 文献述评:现有的应急决策分析框架*

   (一)认知—心理视角

   (二)官僚—组织视角

   (三)议程—政治视角

   (四)现有分析框架的不足

  三 制度背景:中国“碎片化”的官僚制应急决策体制

   (一)横向关系:以分类管理为主、综合管理和议事协调为辅

   (二)纵向关系:相对集权于上、兼顾属地管理

   (三)条块关系:职能交错、相互分割

   (四)决策过程:沟通协调、追求共识

   (五)基本矛盾:官僚制的超稳定性与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

 第三章 “信息源—信息渠道”:一个新的解释模型

  一 信息:应急决策的核心要素

   (一)信息的完备性与应急决策

    1.信息与决策

    2.信息与应急决策

    3.基于“信息—时间”的决策分类

   (二)应急决策的阶段、主体与层级

    1.应急决策的多个阶段

    2.应急决策的多个主体

    3.应急决策的多个层级

    4.多阶段、多主体、多层级的应急决策过程

   (三)信息流的三个维度

    1.纵向信息封锁

    2.横向信息隔离

    3.社会信息封闭

  二 “信息源—信息渠道”:基于信息的解释框架*

   (一)基于“信息源—信息渠道”的四种决策情景

    1.信息源的内容

    2.信息渠道的内容

    3.应急决策的四种情形

   (二)信息源和信息渠道的构成要素

    1.信息源模糊的两类情形

    2.信息渠道不畅的两种情形

   (三)“信息源—信息渠道”解释框架的基本观点

  三 “信息源—信息渠道”解释框架的运用

   (一)制度假设:多层级组织架构

   (二)决策过程:基于信息的视角

   (三)论证方法:个案“深描”与比较研究

 第四章 案例分析与比较:三起“失败”事件的应急决策

  一 2003年“非典”疫情:信息源客观模糊、信息渠道不畅

   (一)疫情的基本情况SARS—From East to West:Crisis Decision-Making in Transitional Contexts(MA:Lexington Books,2011);陈德升主编《两岸危机管理:SARS经验、教训与比较》,(台北)晶典文化事业出版社,2005;谢遐龄、于海、范丽珠主编《SARS、全球化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编《2004北京卫生年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此次疫情的专题网站报道(http://www.who.int/csr/sars/en/)。除非特别说明,本章所提到的相关人员的岗位、职务和身份,均为事发当时的岗位、职务和身份。">*

   (二)政府疫情防控的决策过程

    1.疫情发展的四个阶段

    2.三次防控“良机”的丧失

    3.疫情的扩散与传播

   (三)对疫情的研判与报告

    1.广东的疫情研判与报告

    2.北京的疫情研判与报告

    3.从地方到中央的信息报告

   (四)信息源与信息渠道的情况

    1.信息源客观模糊:对疫情的误判

    2.信息渠道杂乱:信息渠道的缺失和冲突

  二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信息源清晰、信息渠道不畅

   (一)地震灾情的基本情况

    1.地震灾情概况

    2.灾害特点与灾区分布

   (二)抢险救灾的决策过程

    1.决策指挥的主要过程

     (1)受灾省份。

     (2)中央。

     (3)解放军、武警、公安消防、民兵预备役。

    2.抢险救援的基本情况

    3.应急决策和抢险救援的难点

   (三)信息源与信息渠道的情况

    1.灾区原有信息传递软硬件设施被破坏

    2.先遣救援队伍无法及时上报信息

    3.基于社会力量的灾情信息上报体系缺乏

  三 2008年襄汾溃坝事故:信息源主观模糊、信息渠道畅通

   (一)事故的基本情况

    1.事故概况

    2.事故企业的基本情况

    3.事故报告与抢险救援

    4.伤员救治及卫生防疫

    5.善后工作

    6.灾后恢复重建

    7.问责处理的基本情况

   (二)事故应急决策的基本经过

    1.襄汾县的应急决策

    2.临汾市的应急决策

    3.山西省和中央的应急决策

   (三)信息源与信息渠道的情况

    1.地方迟报、谎报、瞒报

    2.对事故研判、审核不准

  四 三起典型“失败”事件的比较

   (一)应急决策的演进路线

   (二)信息源和信息渠道的情况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一 基本研究结论

  二 主要政策建议

  三 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后记

 图目录

应急决策是应急管理的核心,不同的决策行为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决策效果。应急决策可界定为一种在不确定条件下对各种意外事态进行准确研判并采取非常规应急处置措施的决策情景。突发事件情景下的应急决策是一个多阶段、多主体、多层级的适应性动态演进过程。特别是在日益开放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突发事件具有突然性、复杂性、多样性、连锁性、集中性、严重性、放大性等“非常规”特征,形成机理不确定,演变过程错综复杂,影响后果更加严重,难以用传统的常规方式进行识别、研判、决策和处置。应急决策的目标是在尽可能获得充分的突发事件信息的前提下,缩短决策时滞和决策质差,即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有效地作出各种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正确决策,从而采取各种有效的应急处置措施,降低突发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的资源损失或消耗。中国的应急决策体制是一种“碎片化”的官僚制决策模式:在权力纵向分配上,以上级垂直管理为主、属地管理为辅,相对“集权于上”;在权力横向分配上,以分类管理为主,发挥综合管理和议事协调机构职能;在条块关系上,职能交错、相互分割,衔接配合不够;同时,决策过程以追求共识和程序化为主,保留必要的弹性和灵活性。这种超稳定、碎片化、科层制的应急决策模式,与重特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尽快开展抢险救援以有效减少损失的要求不相适应,与现场快速动态演变的突发事件态势不相适应,决策迟滞经常导致事态扩大,产生更重大的损失。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按“信息源—信息渠道—知识形成—科学决策”的逻辑,分析突发事件的过程动力学特性和时空演化规律,以现有部门职责分工和分类管理格局为基础,构建基于“信息源—信息渠道”的应急决策模式,解决当前中国“碎片化”的官僚制应急决策模式的薄弱环节,形成一个基于信息的多主体、多阶段、多层级的适应性动态应急决策机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关于应急决策的解释,主要包括认知—心理、官僚—组织、议程—政治三种框架,融合了心理学、组织学、政治学、管理学、行为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的不同方法和观点。本研究按照“信息源—信息渠道—知识形成—科学决策”的突发事件应对逻辑及其演变规律,构建“信息源—信息渠道”解释框架,科学分析突发事件的过程动力学特性和时空演化规律,以信息为中心对突发事件情景下的应急决策问题进行研究。“信息源—信息渠道”解释框架认为,信息是突发事件情境下进行应急决策的核心要素,信息的完备程度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结果,应急决策本质上是一个信息收集、分析、传递、研判和运用的管理过程。该解释框架从知识分布和信息传递的角度描述了应急决策中信息的稀缺性、分散性、有限性等特征,把突发事件情境下信息获取与信息传递看作是影响应急决策的两个基本变量。从信息源是否清晰、信息渠道是否畅通来看,突发事件情景下的应急决策主要包括信息源模糊且信息渠道不畅、信息源清晰但信息渠道不畅、信息源模糊但信息渠道畅通、信息源清晰且信息渠道畅通四类情景。“信息源—信息渠道”解释框架强调,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决策过程中,只有信息源清晰、信息渠道畅通并且两者恰当匹配(“双畅通、互匹配”),才能出现所谓的应急决策的“机会之窗”,决策者由此才能及时准确地对突发事件进行界定和认知,在此基础上快速高效地作出正确决策。根据“信息源—信息渠道”的解释框架,本研究选取2003年“非典”疫情(应急决策情形I,信息源模糊、信息渠道不畅)、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应急决策情形II,信息源清晰、信息渠道不畅)、2008年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应急决策情形III,信息源模糊、信息渠道畅通)三个典型的应急决策“失败”的案例,进行个案“深描”及比较研究。这三起事件发生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源模糊或信息渠道不畅甚至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上级部门和决策者对事态的认识、判断和决策经历了一个由“抵消型”向“弥补型”逐步演变的曲线上升过程,上级决策者最终缺少信息或以错误的信息为依据来研判事态,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所采取的应急措施不符合实际事态。根据“信息源—信息渠道”的解释框架以及对典型“失败”案例的个案“深描”和比较研究,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改革传统的“碎片化”的官僚制应急决策模式,建立基于信息整合的综合性应急决策模式;完善信息技术支撑和研判报告制度,提高突发事件信息的及时性、准确率和覆盖面;建立一种基于信息的多主体综合协调联动机制,整合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系统和不同层级的应急力量和资源;引入情景分析等突发事件预测模拟手段,提高对现代复杂突发事件发展趋势、演变规律和应对体系的认识判断。中国应急决策模式优化的目标,是按照“党政联动、军地联合、统一指挥、上下互动、综合协调”的原则,建立一个基于信息整合的多阶段、多主体、多层级的适应性演进决策模式,使应急决策既有基本的刚性和原则性,又能保持适度的弹性和可拓展性,从而做到既能按照既定的制度规范科学有序地进行,又能根据动态演变的突发事件场景做出灵活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