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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2011/2图书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内容简介] 《国际政治科学》由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写，所选文章多为问题型的科学学术成果，特别是与中国对外关系相关的文章，对于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文章多为清晰描述国际现象，发现国际行为规律，或科学预测国际形势，或系统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论述。
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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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作者简介
国际危机调停的供需因素（1918—2001）*
一、国际危机发生的文献分析
二、调停发生的分析框架及相关假设
（一）需求方因素
（二）供给方因素
（三）背景因素
三、研究设计：数据和变量
（一）因变量：调停发生
（二）自变量
（1）长期对手
（2）权力平衡
（3）双边贸易
（4）外交代表
（5）政体类型
（6）同盟的数量
（7）族群冲突
（8）—（9）相邻国数量和平均实力
（10）地区利益
（11）共同加入的国际组织成员数量
（12）暴力水平
（13）危机持续时间
（14）国际体系
（15）先前的危机管理经验
（三）模型
四、研究发现和讨论
五、结论及启示
英国军备出口的决定因素*
一、关于军备出口决定性因素的争论
二、二战后英国军备出口政策偏好的变化
（一）战略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时期（1945—1965年）
（二）军备出口商业化时期（1966—1979年）
（三）扩张性的军备出口时期（1980—1996年）
（四）人权标榜的军备出口时期（1997—2009年）
三、马岛战争前后英国对阿根廷的军备出口
（一）马岛战争的背景
（二）马岛战争前英国对阿根廷的军售
（三）马岛战争后对阿根廷的军事禁运
四、英国对印尼的军备出口
（一）保守党政府对印尼的军备出口
（二）新工党对印尼的军备出口
（三）保守党与新工党政策的比较
五、军备出口与管制机制
六、结论及讨论
中国与拉美关系：长期繁荣还是昙花一现*
一、引言
二、中国与拉美的贸易投资：程式化的事实
三、是什么驱动中国与拉美贸易与投资关系不断发展
四、后果评估：互补与依附
（一）互补性
（二）依附性
五、中国与大宗商品牛市：内部原因和外部结果
（一）中国发展道路的改变：国内与国际繁荣的启示
（二）接为什么中国转向重工业生产
（三）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举措的影响：产能过剩与不稳定性增加
六、结论
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
一、概念界定、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二、学者既有研究的综述
三、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科书籍：来源与概况
（一）图书出版时间分布
（二）出版类型分布
四、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从概念建构到学术体系
（一）概念建构
（二）研究议题
（三）哲学传统
1.哲学思索
2.人性分野
3.道德关怀
（四）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
（五）研究方法
（六）学术语言
（七）学科发展
1.国际关系研究阶段分析
2.学科主体性分析
（八）小结
五、结论
国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学
一、理论框架：人类心理与社会秩序的变革
二、人类心理的经验分析
（一）案例分析：国际关系中的精神与欲望
（二）关键案例：日本近代化的人类心理解释
三、社会心理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
四、社会心理学解释社会变革存在的问题
（一）基于个体层面的实践理性难以在国际关系领域付诸实践
（二）社会规范的产生和作用值得商榷
五、结论
引用的资料第一次出现在注释中时，一般中文著作的标注次序是：著者姓名（多名著者间用顿号隔开，编者姓名应附“编”字）、文献名、卷册序号、出版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页码。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阎学通等：《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作者三人以上，可略写为XX（第一作者）等；出版社名称已包含地名，不必重复注出。］
倪世雄主编：《冲突与合作：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
威廉·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于约翰·伊肯伯尔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17页。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向南方发动进攻问题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沈志华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1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第305页。
孔飞力：《叫魂》（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07页。（译者姓名在著作名后，并用括号括起。）
吴承明：《论二元经济》，《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98页。
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传记文学》（台北）第28卷第1期，1976年1月。
阎学通：《中国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世界知识》2000年第3期，第9页。
符福渊、周德武：《安理会通过科索沃问题决议》，《人民日报》1999年6月11日，第1版（此例适合署名文章）。
《朝韩首脑会晤程序大多达成协议》，《中国青年报》2000年5月12日，第6版。（此例适合不署名文章或报道。）
《和平、繁荣与民主》，美新署华盛顿1994年2月24日英文电。（写明电文题目、通讯社名称、发电地、发电日期和发电文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1998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6月，第768页。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1959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卷（1959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9—603页。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提交给“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的论文，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5日至16日，第2页。
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20年：1979—199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1月，第39页。
标明作者、文献标题、文献性质、收藏地点和收藏者，收藏编号。
“蒋介石日记”，毛思诚分类摘抄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陈云致王明信，1937年5月16日，缩微胶卷，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藏，495/74/290。
再次引用同一资料来源的资料时，只需注出作者姓名、著作名（副标题可省略）和资料所在页码；如在同一页且紧接同一资料来源的上一注释，可以用“同上”（论文）或“同上书”（著作）代替作者姓名、著作名。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第13页。
同上书，第45页。
将原始资料出处按上述要求注出，用句号结束。用“转引自”表明转引，再把载有转引资料的资料出处注出来。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页。转引自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
同中文一般著作注释一样，引用英文资料第一次出现在注释中时，需将资料所在文献的作者姓名、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时间及资料所在页码一并注出。
Kenneth N.Waltz，
Hans J.Morgenthau，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Ole R.Holsti，“The ‘Operational Code’ a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belief systems，” final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77， grant No.SCO 75-14368.
David Baldwin ed.，
Klause Knorr and James N.Rosenau， eds.，
Homer，
Robert Levaold，“Soviet Learning in the 1980s，” in George W.Breslauer and Philip E.Tetlock， eds.
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van T.Boskov，“Russian Foreign Policy Motivations，”
Nayan Chanda，“Fear of Dragon，”
Clayton Jones，“Japanese Link Increased Acid Rain to Distant Coal Plants in China，”
Rick Atkinson and Gary Lee，“Soviet Army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Beijing Media Urge to Keep Taiwan by Force，” Xinhua， July 19， 199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 （Rostow） to President Johnson，” November 30， 1966，
报告：
决议：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687， April 3， 1991.（决议的注释应当包括两项内容：发布机构和决议号、生效日期。）
Albina Tretyakava，“Fuel and Energy in the CIS，” paper delivered to Ecology ’90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irlie House， Virginia， April 19-22， 1990.
Steven Flank，
Astrid Forland，“Norway’s Nuclear Odyssey，”
再次引用同一资料来源的英文资料时，如注释紧挨着，可以用Ibid.代替作者姓名、著作名。
不详如果有间隔，可以只注出作者姓、著作简短题目和资料所在页码。
Waltz，
Nye，“Nuclear Learning，” p.4. （此例适用于编著中的章节和期刊杂志中的文章。）
Jones，“Japanese Link，” p.4. （此例适用于报纸署名或未署名文章。）
决议只需提供文件号。
F.G.Bailey ed.，
